申报语境与民间音乐保护传承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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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申报语境与民间音乐保护传承议论文

申报语境与民间音乐保护传承议论文

莱钢职工业余合唱团的歌手们在演唱无伴奏合唱山东民歌。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渐成热潮。，国务院批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项目申报日渐成为一种文化语境，影响着我国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国际公约并在全世界推行，历时三十几年，便深入世界各国主流意识中。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音乐品种，尽管每一批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都有我国传统音乐的身影，但相对于我国民间音乐的种类繁多，有幸入选而被法定保护的民间音乐仍属少数。非遗申报已成为影响我国民间音乐保护与传承的文化语境。政府、学界、民间艺人以及民众该以何种理念和行动对民间音乐进行保护与传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非遗申报成为文化语境当下，社会各界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基本原则，合理利用非遗申报语境所带来的便利条件，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因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而可分为非遗立项类、非遗规划类和边缘化类等三类分别对其保护与传承。

所谓非遗立项类，如昆曲入选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我国共有16项与民间音乐相关项目入选世界级非遗，在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近半数项目与民间音乐相关，加上更大数目的省级、市级和县级项目，非遗项目民间音乐的惊人数目令人关注。因此，尽管已获批项目的民间音乐品种都是急需保护的，但对其进行保护工作时仍要遵循良性保护的理念。

任何一个民间音乐品种获得非遗立项，政府职能部门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因此，职能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和后续投入，进行总结并制定后续保护与传承方案，不可将非遗立项获批当作地方招牌，过多追求商业价值，违背申报的初衷。

政府职能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引导体系，监管好相关的资金运作流程。地方政府可搭建平台，引入地方民间文化组织和地方高校人员，对非遗立项类民间音乐进行解读，将“静态”的非遗民间音乐转化为“动态”的文艺节目引入社区，将“乡土化”的民间音乐转化为特色教材引入校园，通过吸纳更多的受众逐步恢复此类民间音乐的生存空间。

非遗立项类民间音乐是亟待保护的音乐品种，同时也是相对成体系的音乐品种，地方高校可结合当地实际，将本区域内此类音乐品种整理编入教材，逐步纳入课程教学体系。在此过程中，可先聘请代表性传承人进校园，一方面开展讲座，提高民间音乐的影响力，一方面将核心技艺传授于在岗教师，培养讲授后续非遗民间音乐的师资力量，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从普通教师到非遗项目一般性传承人的转变，从而为民间音乐的传承奠定更为宽广的传承基础。

非遗申报是一个长期而又繁琐的工作，它涉及到音乐品种的历史、现状、音乐本体、生存空间、仪式场域等方面。所谓非遗规划类，是指在申报过程中，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导，调配好非遗申报过程中各种力量，通过职能分工将申报相关事项加以完善，使其符合非遗申报的相关要求。

此类民间音乐在进行非遗申报的准备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调动好地方高校的相关科研力量。我国非常重视培养高校科研力量，每年都会有不同级别的社科类、艺术类基金项目投放地方高校，政府职能部门可搭建地方高校与基层文化单位的互动桥梁，引导地方高校科研力量集中精力对非遗规划内民间音乐进行细致、有序的田野工作，整理、挑选适合该音乐品种进行非遗申报的相关资料，提高前期准备工作的时效性。

随着民间音乐生存环境不断萎缩，民间音乐已不能为传习者带来必要的经济利益，民间音乐的'传承人呈现青黄不接的现状。在如此情况下，高校教师适时的介入，有利于为民间音乐传承引入更高层次的一般性传承人，且不受经济因素的限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间音乐传承人缺失的困境。高校科研力量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为此类民间音乐申报非遗做足前期准备工作，一方面又使此类民间音乐的传承不至于仅依靠申报非遗项目这一条保护与传承之路。

所谓边缘化类是指，从某种程度上说，非遗申报这样一种语境可以促进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但并非所有的民间音乐都必须按照这样一种模式去保护与传承。非遗申报毕竟只是一种途径，在此种语境中被“边缘化”的民间音乐应选择适合自身的传承途径去传承。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音乐都会吸收、利用当时的流行元素，这在琵琶、古筝等代表性民族乐器的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民间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走到今天，都曾经历了无数次岁月的侵蚀与洗礼。民间音乐本身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自我修复力，在今天，仍有众多民间音乐活跃于民间，并逐渐接受了时下的一些流行元素，从而吸引了更大群体的受众。这种现象，在中部省份的丧葬礼俗音乐中都有表现。传统的吹打班社在丧葬礼俗服务时，在传统仪式中保持了原汁原味的礼俗音乐传统；在融合邻里感情时，适时地引入了电子琴、架子鼓等现代乐器，从而吸引了青年一代的受众关注丧葬礼俗。

更多的民间音乐因不符合进行申报的硬性指标而被“边缘化”，并非完全是坏事，正是因为被“边缘化”，此类民间音乐才可以沿用数千年来不变的传承模式，通过自身的适应性与自我修复力去融入时代，传承于当下。在此过程中，职能部门可以在寻找适合进行非遗申报音乐品种的同时，理清当地被“边缘化”的音乐品种，为下一步的探索保护与传承工作奠定基础，确保此类民间音乐在非遗申报的语境中不至于“被消亡”。同时，地方文化部门可与地方高校协同工作，让高校师生以实地调查的形式记录此类音乐品种“边缘化”的演变过程，以寻找可行的传承之路。

篇2：浅谈非遗视野下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浅谈非遗视野下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音乐；古事音乐

论文摘要：“非遗”视野下展开的对民间音乐之传承与保护的探讨，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山东新泰大谭村“古事音乐”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民间音乐，引起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随着现代文明影响的逐渐深入，民间音乐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音乐品种濒临灭绝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对民间音乐进行普查并探讨其传承与保护的具体策略之意义重大，抢救与保护人类的民间音乐遗产，以维护民间文化生态平衡。

一“古事音乐”概况

大谭村位于山东新泰市果都镇境内，由明朝永乐年间山西枣强县谭氏居民迁入此地聚居而成现在的村落。所谓“古事音乐”，即该地区群众对秧歌音乐的统称，称“秧歌队”为“古事队”。秧歌最初是一种纯粹的歌唱形式，后发展到独立的民间歌舞表演。音乐一般有小场演唱、打击乐和吹唢呐等部分组成。用到的乐器有锣、鼓、二胡、唢呐等。内容以歌颂太平、扬善惩恶、儿女情长为主。由于各地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区域文化内涵。

笔者曾就“古事音乐”的起源问题，探访过当地居民。据本村民间艺人谭西风(1929-，田野调查中主要采访对象)叙述得知，从其爷爷的爷爷就有传唱，曾为县令表演过。这些话虽不具有确定性，但可以说明当地“古事音乐”存在之久远。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现只能就所掌握的资料对“古事音乐”的产生作一推测，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可能：

其一，陕西甘泉县出土的宋金时期的浮雕砖刻距今已八百多年，本村村民为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枣强县迁入，所以推测当地“古事音乐”有可能是祖辈从山西老家带来的。

其二，新泰地区民俗音乐形式多样，方圆几十里有大洼独杆跷、谷里逛荡灯等，其他村的“古事队”也相当活跃，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主要以“边关调”为主，与大洼村的名字一样。史料记载大洼村的“古事音乐”至少产生于清光绪十三年，如果二者之间产生横向影响的话，那么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应至少在此年代出现。

其三，从其传承来看，据谭西风叙述，在解放前有谭志星、谭志风、谭志全、谭献昌、谭献信等人会唱“古事音乐”，不过他们只能唱出各个角色中的部分唱段。能够确定师承关系的是谭献信(谭西风之师爷)一支，谭献信出生于咸丰九年左右(具体时间不详)，所以推测在这个时间里，“古事音乐”已经产生。

由以上推测可知，虽然“古事音乐”产生的'具体时间尚不可考，但其渊源确已久远。

二“古事音乐”发展现状及分析

“古事音乐”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据谭西风讲述得知，那时的人们都盼着看“古事”、玩“古事”，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三五段;如今虽也玩“古事”，但只剩下一种形式了，全是在走、舞，而根本没有唱段了。例如，大谭村“古事音乐”之《边关调》共分花船、女驴、男驴等角色传唱。男驴角色所唱《边关调》属该地民乐中较有特色的部分，共分24场，加上“走场过寨”可演唱一天一夜。遗憾的是，如今的“古事”中再也见不到如此丰富的传唱了，音乐部分也只有乐器演奏，演唱的越来越少。 “古事音乐”的发展堪忧，日益衰落，面临后继无人之状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民间音乐生态环境的改变。民间文化如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下繁衍、生产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果实。如果这一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文化将会凋零、失落，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随着高科技和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底层社会对物质的追求高于精神的享受，民间音乐的生态环境面临失衡的状态。

第二，传承方式的局限性。民间音乐大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借助“口传心授”的形式进行传承，很多东西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消失，这是民间音乐自身传承的局限性所致。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同样避免不了这样的局限。

“古事音乐”的发展濒临灭绝，为了丰富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们应大力提倡对诸如大谭村“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大谭村的“古事音乐”在民间音乐中看似不出众，但在音乐形态、精神内涵中则透露出一种内在美。她独具地方特色，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的审美总结，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应采取有利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首先，让民间音乐走进课堂，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民间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教育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将民间音乐纳入教学内容，在丰富学习生活的同时，为音乐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充分发挥民间自身力量，对优秀的民间艺人传承行为给予物质奖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完全依靠政府行为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民间自身的力量。既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民间，那么最好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就是还原于民间，充分依靠民间力量，通过民间艺人以及民间组织来进行传承。同时，政府应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措施来激励他们。

再次，健全保护机制，落实对民间音乐保护的政策法规，借鉴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要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开发、引导市场需求。

最后，注重宣传、营造氛围，提高人们对民间音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现在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多样，但是如果能借节日、庙会之际，将“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做大，也不失为一种应时之策。

以上仅是笔者通过对大谭村“古事音乐”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而总结出的保护对策，当然，对民间音乐保护的具体策略也并非笔者所能概全，这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在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新泰市文史资料，新泰市文史办公室。

[2]《抢救民艺》，潘鲁生著，山东美术出版社，20第一版。

[3]《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唐家路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第一版。

篇3：浅谈非遗视野下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古事音乐

论文摘要：“非遗”视野下展开的对民间音乐之传承与保护的探讨，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关注的问题。文章以山东新泰大谭村“古事音乐”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民间音乐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民间音乐，引起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

随着现代文明影响的逐渐深入，民间音乐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音乐品种濒临灭绝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对民间音乐进行普查并探讨其传承与保护的具体策略之意义重大，抢救与保护人类的民间音乐遗产，以维护民间文化生态平衡。

一“古事音乐”概况

大谭村位于山东新泰市果都镇境内，由明朝永乐年间山西枣强县谭氏居民迁入此地聚居而成现在的村落。所谓“古事音乐”，即该地区群众对秧歌音乐的统称，称“秧歌队”为“古事队”。秧歌最初是一种纯粹的歌唱形式，后发展到独立的'民间歌舞表演。音乐一般有小场演唱、打击乐和吹唢呐等部分组成。用到的乐器有锣、鼓、二胡、唢呐等。内容以歌颂太平、扬善惩恶、儿女情长为主。由于各地语言、风俗习惯的不同，其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区域文化内涵。

笔者曾就“古事音乐”的起源问题，探访过当地居民。据本村民间艺人谭西风(1929-，田野调查中主要采访对象)叙述得知，从其爷爷的爷爷就有传唱，曾为县令表演过。这些话虽不具有确定性，但可以说明当地“古事音乐”存在之久远。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现只能就所掌握的资料对“古事音乐”的产生作一推测，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可能：

其一，陕西甘泉县出土的宋金时期的浮雕砖刻距今已八百多年，本村村民为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枣强县迁入，所以推测当地“古事音乐”有可能是祖辈从山西老家带来的。

其二，新泰地区民俗音乐形式多样，方圆几十里有大洼独杆跷、谷里逛荡灯等，其他村的“古事队”也相当活跃，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主要以“边关调”为主，与大洼村的名字一样。史料记载大洼村的“古事音乐”至少产生于清光绪十三年，如果二者之间产生横向影响的话，那么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应至少在此年代出现。

其三，从其传承来看，据谭西风叙述，在解放前有谭志星、谭志风、谭志全、谭献昌、谭献信等人会唱“古事音乐”，不过他们只能唱出各个角色中的部分唱段。能够确定师承关系的是谭献信(谭西风之师爷)一支，谭献信出生于咸丰九年左右(具体时间不详)，所以推测在这个时间里，“古事音乐”已经产生。

由以上推测可知，虽然“古事音乐”产生的具体时间尚不可考，但其渊源确已久远。

二“古事音乐”发展现状及分析

“古事音乐”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据谭西风讲述得知，那时的人们都盼着看“古事”、玩“古事”，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三五段;如今虽也玩“古事”，但只剩下一种形式了，全是在走、舞，而根本没有唱段了。例如，大谭村“古事音乐”之《边关调》共分花船、女驴、男驴等角色传唱。男驴角色所唱《边关调》属该地民乐中较有特色的部分，共分24场，加上“走场过寨”可演唱一天一夜。遗憾的是，如今的“古事”中再也见不到如此丰富的传唱了，音乐部分也只有乐器演奏，演唱的越来越少。“古事音乐”的发展堪忧，日益衰落，面临后继无人之状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民间音乐生态环境的改变。民间文化如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下繁衍、生产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果实。如果这一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文化将会凋零、失落，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随着高科技和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到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底层社会对物质的追求高于精神的享受，民间音乐的生态环境面临失衡的状态。

第二，传承方式的局限性。民间音乐大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借助“口传心授”的形式进行传承，很多东西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消失，这是民间音乐自身传承的局限性所致。大谭村的“古事音乐”也同样避免不了这样的局限。

“古事音乐”的发展濒临灭绝，为了丰富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我们应大力提倡对诸如大谭村“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保护。

三、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大谭村的“古事音乐”在民间音乐中看似不出众，但在音乐形态、精神内涵中则透露出一种内在美。她独具地方特色，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的审美总结，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应采取有利措施对其进行保护。

首先，让民间音乐走进课堂，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民间音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教育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将民间音乐纳入教学内容，在丰富学习生活的同时，为音乐的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充分发挥民间自身力量，对优秀的民间艺人传承行为给予物质奖励。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完全依靠政府行为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民间自身的力量。既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民间，那么最好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就是还原于民间，充分依靠民间力量，通过民间艺人以及民间组织来进行传承。同时，政府应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措施来激励他们。

再次，健全保护机制，落实对民间音乐保护的政策法规，借鉴专家学者的科研成果，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要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开发、引导市场需求。

最后，注重宣传、营造氛围，提高人们对民间音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现在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多样，但是如果能借节日、庙会之际，将“古事音乐”此类的民间音乐做大，也不失为一种应时之策。

以上仅是笔者通过对大谭村“古事音乐”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而总结出的保护对策，当然，对民间音乐保护的具体策略也并非笔者所能概全，这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在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新泰市文史资料,新泰市文史办公室.

[2]《抢救民艺》,潘鲁生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唐家路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