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1840-1812）阶段特征
晚清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宣统帝退位）是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并逐步沦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屈辱中探索国家出路、挽救危局的时期，是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政治、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等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时期。
1.政治上：千古变局——内忧外患与社会转型；救亡图存——抗争探索与民族觉醒。列强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一系列主权（司法、领土、海关、关税等）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发生变化；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同时也惊醒中华民族；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后，中国主权进一步沦丧，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的工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最终确立；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农民阶级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地主阶级为挽救自身统治推行了“洋务新政”与“清末新政”。
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的侵略导致中国内部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进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但其强化自然经济的主张，却和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背道而驰，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具有空想性；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没有反映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加之中国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真正实行），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中央权力下移。
为了挽救国家颓势，洋务派推行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新政，期望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但其初衷只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求强求富，最终失败。
维新派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中国政治民主化由此开端，对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大发展和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由于守旧势力仍很强大，而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又把希望寄托于并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身上，导致这场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以失败告终。
农民阶级掀起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也存在盲目的排外思想和行为。义和团运动无法阻止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但它所展现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使外国列强认识到“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运动时，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等国洽商“东南互保”协议，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
《辛丑条约》签订后，遭受重挫的清政府也试图通过“新政”进行“自救”。“新政”的内容与戊戌维新时期所颁布的改革举措颇多相似，但更为广泛深入。清政府力图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由于政权掌握在极端腐败无能的权贵手中，清政府不可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翻这个政府，中国才有希望。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
2.对外关系上：清政府被迫由闭关锁国转为对外开放，由妄自尊大转为对外妥协；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公开勾结，清政府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和工具；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走向近代化。1901清末新政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中央机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中国外交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
(1)“朝贡体系”：立足点是“华夷观”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在该体系下，“朝贡—册封”是其基本外交模式，实质上是宗主认同外交，形成了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景象。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2)“不平等条约体系”：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立的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制度的总称。其本质特征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使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不平等条约体系”客观上逼迫中国推进近代化。首先，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卷入了全球化进程，经济上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其次，使中国外交从朝贡外交转向近代外交，中国逐渐接受了互派外交使节、递交国书等国际惯例；再次，“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有了谈判意识和条约意识。
3.经济上：结构变动——逐步解体与融入世界；求强求富——洋务运动与实业救国。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动，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初步发展。
随着列强对华进行商品输出，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其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洋纱取代土纱，家庭棉纺织业的“纺”与“织”分离；洋布取代土布，中国农家的“织”与“耕”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与世界市场联系密切，经济作物推广)
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掀起了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筹划海防；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引进了先进技术，培养了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但未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商企业和洋务企业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政治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壮大，资产阶级诞生；经济上，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出现，成为中国社会新的阶级力量，先后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甲午战后，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积极创办实业；实业救国思潮兴起和发展；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民族工业得到初步发展；
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近代银行业、证券业和百货公司；在通商口岸近代化性质的工商业城市陆续出现、发展、壮大，开启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4.思想文化上：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与中体西用；向西方学习——学习器物与仿行制度。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愚昧思想受到冲击，“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经历了从倡导到实践的演进，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维新思想到三民主义思想（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
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著《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没有付诸实践，但学习西方，强国御侮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的思想主流；
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的浅层次上；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提升到“制度”层次；
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制，掀起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
新式学堂与留学教育出现，中国教育近代化由此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