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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的看法
明清鼎革，江山易手，社会动荡，政治家们忙于权力的争斗与分配，对思想的控制还没能力顾及，这就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政治上混乱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最活跃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明清交替之际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儒道等诸子百家，而明清之交则产生了李贽、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思想家。
这四位思想家，李贽与其他三位区别较大，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生存年代都相差悬殊。李贽生活的晚明，是一个“元气尽澌，国脉垂绝”的时代。表面上仁义道德的主旋律高扬之下，男盗女娼、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却是真相。舆论上在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的同时，清官海瑞却只能孤独地生存难觅知音，就连他为之效忠的皇帝本人对海瑞也并不十分欣赏。道德上讲求三从四德的同时，理学压制之下人性也在不断冲击着腐朽的篱藩。看看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有兰陵笑笑生所写的争议较大的《金瓶梅》，都不难发现，在伦理道德重压之下人性的复苏，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一种变形的扭曲。李贽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幸也不幸？他不愿同流合污，在宦海沉浮，看穿了人生和社会虚伪之后，他能怎么样呢！他只能大声地呼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不相信圣人的是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子和一般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反孔子所谓的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他不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不过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不相信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等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实际上不过是“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在麻城的寺庙讲学，男女都可参加，这在当地被视为奇闻笑谈。这位在很多人眼里十分怪异的人物，在疯癫的外表下实际上隐藏着一颗不为世俗所容忍的赤子心。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不盲目轻信，主张“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糠”，人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个性。他主张人人平等，万物一体，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他反对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认为清谈误国，学问要讲求实效和功利。这都与当时的传统主流思想不符，也必然遭到世俗的攻击和诽谤。李贽自己也知道与世俗的差异，《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的名称就显现了这种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给李贽带来的是，著作多次被禁毁，自己也多次遭驱逐，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而被捕入狱。在不堪忍受折磨之后，只能在狱中用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了事。尽管《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仅仅道出了在现在看来十分普通的常识，但在不曾容许常识存在的时代，李贽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李贽不同，其他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前朝灭亡，后朝兴起，身处变乱之时，身归何处，真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殉于前朝，为哪个烂透的王朝陪葬值得吗？归顺由关外而来征服中原民族的满清吗，从文化上，从心理上都是难以接受，更何况很多人背负着家仇国恨。事情至此，天地之大，真是无所逃遁！面对着山河破碎，面对着血雨腥风，面对着另一个陌生民族的征服与杀戮，反抗和力图恢复是三人的共同的志向，也是每一个血腥的男儿必然的选择。面对民族的危亡，面对自己的家园遭受威胁，奋起反抗是一种天然的本能，是人作为历史人和现实人的一种必然选择。作为后人的我们虽然因年代的久远而忘记了自身所属，但是作为历史本身，作为最基本的历史真实还是不要因为现实的温和而忘记历史的血腥吧，毕竟这没有什么值得掩盖的。历史是有继承的，但是继承什么却很值得研究，没有必要因为现实的需要去刻意掩盖和扭曲历史，历史和现实并不仅仅是承继，也不应该因为承继而掩盖甚至歪曲历史。毕竟明清易代之际，民族之间的冲突十分剧烈，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满汉一家就掩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伤痛，说明历史上的真实也不是破坏当今的民族团结，毕竟历史和现实有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三位思想家处于在江山易主之际反抗是必然的可贵的选择，更可贵的是他们反抗失败之后面对着现实的反思。
腐朽的明朝终于被农民起义的烈火焚毁了，哪位到死都以为“朕非亡国之君，卿皆亡国之臣”将社稷丧失之责委过于人的崇祯皇帝，怎样面见农民出身的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先生就不必管了，需要知晓的是取代大明王朝的李闯也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盛世名君，而关外满族的铁蹄早已按捺不住南下的冲动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入关了。1644年前后的中国，高天滚滚寒流急，刀兵血光万民哀，亡也，百姓苦，兴也，百姓苦。正因为如此，亭林先生才告诉我们亡国与亡天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因此所形成的那句振聋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已。也正是这位亭林先生，在反清复国失败之后，不消沉，不气馁，而是几头毛驴驮着必备的书籍，走遍祖国的壮美山川，探究风土人情，纠正古书谬误，写下了有利于国计民生鸿篇巨著，开经世致用一代学风；黄宗羲在对明朝的衰亡做了分析之后，提出的黄宗羲定律到现在还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先生在《原君》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君主是天下的大害的观点，将国家衰败的根源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到辛亥革命时期还被革命者奉为同道；王夫之先生在抗清失败之后以明遗臣自居隐逸不仕，?
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的看法
明清鼎革，江山易手，社会动荡，政治家们忙于权力的争斗与分配，对思想的控制还没能力顾及，这就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政治上混乱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最活跃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明清交替之际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儒道等诸子百家，而明清之交则产生了李贽、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思想家。
这四位思想家，李贽与其他三位区别较大，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生存年代都相差悬殊。李贽生活的晚明，是一个“元气尽澌，国脉垂绝”的时代。表面上仁义道德的主旋律高扬之下，男盗女娼、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却是真相。舆论上在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的同时，清官海瑞却只能孤独地生存难觅知音，就连他为之效忠的皇帝本人对海瑞也并不十分欣赏。道德上讲求三从四德的同时，理学压制之下人性也在不断冲击着腐朽的篱藩。看看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有兰陵笑笑生所写的争议较大的《金瓶梅》，都不难发现，在伦理道德重压之下人性的复苏，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一种变形的扭曲。李贽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幸也不幸？他不愿同流合污，在宦海沉浮，看穿了人生和社会虚伪之后，他能怎么样呢！他只能大声地呼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不相信圣人的是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子和一般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反孔子所谓的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 ；他不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不过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不相信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等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实际上不过是“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在麻城的寺庙讲学，男女都可参加，这在当地被视为奇闻笑谈。这位在很多人眼里十分怪异的人物，在疯癫的外表下实际上隐藏着一颗不为世俗所容忍的赤子心。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不盲目轻信，主张“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糠”，人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个性。他主张人人平等，万物一体，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他反对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认为清谈误国，学问要讲求实效和功利。这都与当时的传统主流思想不符，也必然遭到世俗的攻击和诽谤。李贽自己也知道与世俗的差异，《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作的名称就显现了这种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给李贽带来的是，著作多次被禁毁，自己也多次遭驱逐，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而被捕入狱。在不堪忍受折磨之后，只能在狱中用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了事。尽管《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仅仅道出了在现在看来十分普通的常识，但在不曾容许常识存在的时代，李贽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李贽不同，其他三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前朝灭亡，后朝兴起，身处变乱之时，身归何处，真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殉于前朝，为哪个烂透的王朝陪葬值得吗？归顺由关外而来征服中原民族的满清吗，从文化上，从心理上都是难以接受，更何况很多人背负着家仇国恨。事情至此，天地之大，真是无所逃遁！面对着山河破碎，面对着血雨腥风，面对着另一个陌生民族的征服与杀戮，反抗和力图恢复是三人的共同的志向，也是每一个血腥的男儿必然的选择。面对民族的危亡，面对自己的家园遭受威胁，奋起反抗是一种天然的本能，是人作为历史人和现实人的一种必然选择。作为后人的我们虽然因年代的久远而忘记了自身所属，但是作为历史本身，作为最基本的历史真实还是不要因为现实的温和而忘记历史的血腥吧，毕竟这没有什么值得掩盖的。历史是有继承的，但是继承什么却很值得研究，没有必要因为现实的需要去刻意掩盖和扭曲历史，历史和现实并不仅仅是承继，也不应该因为承继而掩盖甚至歪曲历史。毕竟明清易代之际，民族之间的冲突十分剧烈，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满汉一家就掩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伤痛，说明历史上的真实也不是破坏当今的民族团结，毕竟历史和现实有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三位思想家处于在江山易主之际反抗是必然的可贵的选择，更可贵的是他们反抗失败之后面对着现实的反思。
腐朽的明朝终于被农民起义的烈火焚毁了，哪位到死都以为“朕非亡国之君，卿皆亡国之臣”将社稷丧失之责委过于人的崇祯皇帝，怎样面见农民出身的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先生就不必管了，需要知晓的是取代大明王朝的李闯也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盛世名君，而关外满族的铁蹄早已按捺不住南下的冲动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入关了。1644年前后的中国，高天滚滚寒流急，刀兵血光万民哀，亡也，百姓苦，兴也，百姓苦。正因为如此，亭林先生才告诉我们亡国与亡天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因此所形成的那句振聋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已。也正是这位亭林先生，在反清复国失败之后，不消沉，不气馁，而是几头毛驴驮着必备的书籍，走遍祖国的壮美山川，探究风土人情，纠正古书谬误，写下了有利于国计民生鸿篇巨著，开经世致用一代学风；黄宗羲在对明朝的衰亡做了分析之后，提出的黄宗羲定律到现在还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先生在《原君》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君主是天下的大害的观点，将国家衰败的根源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到辛亥革命时期还被革命者奉为同道；王夫之先生在抗清失败之后以明遗臣自居隐逸不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