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 材
“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
“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不断地通过回溯到“五四”这个巨大的意义源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世进行自我理解的某种尺度，打开新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资源――尽管对“五四”的阐释并不一定总是正面的。
毫无疑问，“五四”的确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原点。作为一个历史开裂的标志性时刻，中国通过重新理解自身传统与“外在”世界，而进入自己独特的现代形态。当代中国仍处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种种方式延续着“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被神话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根源――正因其开启历史的创世纪性质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过乞灵于它来获取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终是建构历史的积极因素，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当代史的众多思想史论争中。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也往往总是和“五四”有关，或习惯于拿“五四”说事――那些关于当代问题的诊断总是要被归结到“五四”的根源上去，这似乎已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论辩策略。
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
神话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过对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强调，建立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亲历者的记忆，但事实上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这倒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说谎，而是说，个人记忆往往先在地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修改，或为记忆者顽强的个人愿望所过滤。记忆总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机制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观念氛围有关。
本文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简略地勾勒当代观念史中的“五四”叙述的谱系，并提示性地讨论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命题，本文只是一个论纲性质的速写。
当代史中关于“五四”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把“五四”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史或内在构成部分来看待。在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历史前提。这一论述广泛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人继承下来。这一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把“五四”纳入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明确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体系的现代史性质。它坚持社会分析的方法，注重历史辩证法的宏观逻辑，因此更强调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把它与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内在的因果联系。
这一论述当然具有雄辩的真理性。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不足，或者说，当它固定化为一种解释模式，被具体的研究者不适当地运用时，缺陷就明显出现了。它带有历史哲学的先验色彩，具有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特征。而过于强调“五四”的政治意义，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文化的复杂状况有所忽略。比如，由于把新文化的意义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就简化了新文化的复杂性质和内部差异，例如一个习惯性的说法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表征了思想方向的分化。之所以大家会习惯于这么简化历史，显然是过于偷懒，受到了某些经典论述的影响，如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①同样，这种论述方式对于自晚清以来思想运动的内在延续性及逻辑线索也缺乏更细致、客观的分析。思想文化也有时被过于简单化，比如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经常被定性为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思想家自身的丰富性内容和现代性意义。
1970年代末以来，对“五四”的叙述开始溢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框架，应该承认，它的确也起到了对正统叙述不足之处的补充与某种修正作用，但是，它们更多的表现是对支撑“五四”叙述的革命史观的挑战。在既经变化的思想潮流背景中，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对“五四”的再评价显现出对革命遗产的不同态度，表达出对中国20世纪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不同判断。这其中包含着潜在的也是现实的政治诉求。
这种对革命史观的颠倒，较早而且也影响较大的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它与海外汉学界也有一些呼应，比如，类似观点也出现在维拉?施瓦支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等著作中（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这一时期的“五四”论述试图重新肯定现代性的绝对价值，视“五四”开启的现代性为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这种说法隐含了补资本主义课的思路，至少是为这样的理论引申提供了便利条件。
1980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五四”论述有意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史论述，同时突出“五四”的启蒙意义。根据“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资源的借用，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鼓吹，以及“五四”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在形式上的某些特征，比如对民主、科学、自由等普遍价值的追求和反权威、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启蒙主义的论述把“五四”描述或暗示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暗中肯定了以西方启蒙价值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的普世性和超越性。事实上，整个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都呈现出这种启蒙主义特征，这也是它被广泛地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原因。正如汪晖那个具有普遍影响的说法所指出的，把新时期和“五四”建立一种类比的关系，在封建－现代的对位中，新启蒙主义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时期看成了封建时代。应该承认，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述，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下，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和批判性能量，对于旧体制所出现的弊端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这种批判性意义直到现在仍未彻底耗尽。但它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缺陷，把“五四”一般地等同于启蒙，尤其是类比于西方近代的比如法国式的启蒙，显然忽略了二者根本性的内在差异。②把“五四”看作追求西方普世价值，也不能看到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的矛盾性的张力结构，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复杂的、独特的现代经验的特质，更不可能理解它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延续性和由此而导致的历史危机。这种论述支持了那种肯定西方现代性为普世道路的现代化态度，为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启蒙主义的“五四”论述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演变为保守主义的“五四”叙述，它试图对启蒙的遗产做进一步的狭窄化，即对法国式的启蒙精神进行剥离。因为“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在形式上具有着明显的法国渊源，而法国式革命的传统，在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过于激进――这种理论灵感显然来自全球新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启蒙精神这条线索直接接续了后来的革命线索，尤其是率先提倡法国启蒙价值的陈独秀后来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创者，就更能说明问题。于是，作为广泛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1980年代末期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明确提出“反激进”的主张，对“五四”提出激烈批评，这以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代表。包括保守主义在内的自由主义试图对法国启蒙精神在启蒙主义内部做进一步剥离，以保持启蒙的纯洁性。此一时期的朱学勤具有一定影响的批判法国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是在这一方向上展开论述，它以英美式的革命为标准批判法国革命。联系着中国现代史的背景，这一论述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色彩。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的“五四”论述和此前的新启蒙主义的论述在逻辑上存在着某种矛盾，因为在新启蒙主义的理论脉络里，启蒙（包括法国式启蒙）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内容，反的是前现代的“封建”与专制，肯定的是现代；而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话语则要保留传统，肯定文化秩序的渐进式演变，似乎反对全盘西化，对现代化态度也有所保留。但事实上，这一论述反的重心不在西方化，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的激进反叛，而是这种激进导致的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后果，所以，它批判的“激进”是有特定内容的。余英时的话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说：“简单地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1921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化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这一发展最能说明中国思想的激化跟现实有关。”③言外之意，如果西化趋近的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激进也没什么，或者说，是好的激进，问题在于由于有了激进的态度，“思想停不下来”，走到了共产主义，就坏了事，它虽然也有西化的背景，但不是“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主流”，不算普世价值。
不难看出，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述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内在统一性。如果说，“启蒙救亡说”试图剥离的是俄国革命的线索，那么自由主义叙述剥离的则是法国革命的线索，二者针对的目标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线索，有意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作为“五四”非本质的部分淡化掉，同时有意突出胡适的自由主义作为“五四”内在精神本质的意义。于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精神教父的形象开始确立起来。事实上，这也是那一时期胡适研究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背景。这种叙述明显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四”叙述对“五四”思想分化的定性相对抗。于是，自由主义者具有了对抗“专制”的文化英雄色彩。以胡适为起点，自由主义的“五四”论述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线索和人物谱系，从“五四”（以胡适的北大为中心）、国统区、西南联大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等，再到建国以后的储安平、陈寅恪、顾准等，这条线索一直不绝如缕地从“五四”伸展到当代，最后到右派知识分子群体。此类著作在1990年代以来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顾准传》……，在这种叙述中，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是有意思的，它往往和内在思想品格无关，而更多的是因为某种对抗性关系，比如右派的复杂性质是被高度简化的，只是因为其遭受政治打击，处在政治暴力的对立面这一功能性位置，右派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具有一种非政治化倾向和文化主义的思路，这和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氛围是一致的。社会政治的“五四”让位于文化的“五四”，“五四”被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于是，新文学得到了突出强调。通过这种方式，自由主义论说悬置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论述的政治描述，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完成了另一种政治表达，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作为审美之维正是非政治的、自由的抗议力量的象征（刘晓波的一本代表作即为《审美与人的自由》）。其实，当时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就呈现为泛美学化的色彩，这也加强了它动人的情感化力量。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一枝独秀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
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启蒙主义也改写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革命史的“五四”叙事强调1919年“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意义，以之为中心整合此前此后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依照革命叙事的历史逻辑，把“五四”的思想分化、复制到文学史中来，着意突出19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学的兴起与发展，革命文学经过一定的历史曲折过程，直至生成为全新的以延安文学为原型的当代文学，它继承并超越了“五四”文学。正如周扬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这是指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向而言。”④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则试图瓦解这种叙述，它更强调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绝对意义。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思路强调的是“五四”作为现代性的开创意义，“二十世纪文学史”（钱理群等人)、“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都有意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而突显“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即在内容上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主题如人性深度之类的书写，在形式上的“纯美”的努力，于是，一种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开始形成。在这种理论视野里，革命文学的文学或审美价值被淡化甚至取消了，事实上革命文学作为“非现代”的内容已经被悄悄地放逐出20世纪文学之外。“重写文学史”运动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这种“五四”论述必然会忽视革命文学深刻的现代性意义，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先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指责是一针见血的：你们怎么安置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文学的位置？它们不是现代文学吗？
另外，“反激进”的保守主义也对文学史书写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热闹一时的对学衡派的再评价、郑敏对新诗的激烈批评所造成的争议，甚至民间派与“知识分子派”的诗歌论争都带有这一思潮的回声。
对“五四”非政治化的倾向还有另一种表现。在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兴起，这种史学观念及研究方法注重发掘历史中的差异性因素，往往热衷于进行细致的社会史和生活史的描述，于是经常把以“五四”为中心的历史运动泛化，淡化其社会政治运动的色彩，而把它还原为一个或一系列社会史或生活史事件，比如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它的积极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关于“五四”的目的论叙述，对于丰富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在客观上，这种研究却延续或配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述，有时可以看作这种论述的一种弱化的形式。正如费正清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列文森所说，失去神秘色彩的“五四”运动，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与现在的价值、信仰和理想毫无关系。⑤
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汪晖为代表的当代批判性思想试图通过对思想史的细致分析，通过对“五四”内部差异性因素的发掘，克服旧有的僵硬解释模式，建立一种有力而又有弹性的“五四”论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很多重要内容涉及“五四”――这也是这部著作所内在要求的。在天理世界观的瓦解、科学世界观的建立的历史视野中，汪晖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细致的系谱学考察。但是，这种充分学理化的研究其实也曲折而深刻地映射着现实关切。通过对“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如严复、章太炎、鲁迅思想复杂性、矛盾性的研究与新发现，事实上可以引申出对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新启蒙正是在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中、在扭曲“五四”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叙述的。这导致了“启蒙的辩证法”，启蒙最终走向了反启蒙。如果说真正的启蒙精神是运用理性认知自我与世界的话，那么，事实上，汪晖等人通过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对当代的启蒙进行再启蒙的思想命题。结合汪晖后来对新启蒙主义及当代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思路就显得更具连贯性。
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直是支持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的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们受到了来自当代批判性思想的批判性消解。中国的现代性并不像费正清学派或剑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是对现代性冲击的单向回应，“中”与“西”是在一种互动的格局里互相形成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与发展也离不开所谓东方，东方一直内在于西方，正如西方一直内在于东方一样。中国也不是在以漫长的历史等待并痛苦地回应着来自现代的挑战，从而被迫融入世界现代秩序的“停滞的帝国”，而是在现代的时与势里创造着新的中国的现代性，其中自然包括改写、挑战着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如严复、章太炎、鲁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深刻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中国思想重新被发现，被创造出来，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资源，而决不是如当年林毓生等人所说只是一个接受西方思想的特殊形状的容器或思想模式。
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过新的批判性思想的努力，建立在“五四”叙述基础上的，或以“五四”为叙述策略的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破产。而当代批判性思想之所以获得深入人心的影响力，除了理论的说服力，还在于当代现实的教育。在国内，当初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做出的美好的承诺已随着现代化的逐渐落实而蜕去了它玫瑰色的面纱；在国际上，自1990年末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当代世界秩序的真实性质，那些普世价值下面的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霸权意志昭然若揭。这是真实的教育。而经过十几年高代价的经济增长，中国国力也已经极大增强，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在恢复。此消彼长，终于在2008年达到一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与外部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深刻后果还没有充分显现。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后重新检讨“五四”，的确意味深长。
1919年，是巴黎和会教育了原来对世界公理有幻想的中国人，而2008年，同样是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教育了1980年代以来对普世价值有迷梦的中国人。其实，2008年只是这种教育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个临界点，也是这种教育从知识界的一部分向普遍民众普及的过程。对比1919与2008是有意思的，二者显现了知识界与群众或社会的不同的互动关系。“五四”时期是从先进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宣传形式如《新潮》杂志与平民教育宣讲团向社会传达思想，而2008年的群众爱国行动则更具有草根性色彩，其中网络的作用不可低估。群众在思想与行动能力上超过了一般知识分子群体。
然而，2008年所显示的社会情绪还有很多盲目性和某些狭隘性，如何引领与塑造这种民族情绪，打造一个新的类似“五四”的文化，仍是当代思想的艰巨使命。1919年之后我们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列强法则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还能找到一种突破当代世界秩序的新道路吗？还能创造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吗？
“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
“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不断地通过回溯到“五四”这个巨大的意义源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世进行自我理解的某种尺度，打开新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资源――尽管对“五四”的阐释并不一定总是正面的。
毫无疑问，“五四”的确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原点。作为一个历史开裂的标志性时刻，中国通过重新理解自身传统与“外在”世界，而进入自己独特的现代形态。当代中国仍处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种种方式延续着“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被神话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根源――正因其开启历史的创世纪性质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过乞灵于它来获取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终是建构历史的积极因素，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当代史的众多思想史论争中。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也往往总是和“五四”有关，或习惯于拿“五四”说事――那些关于当代问题的诊断总是要被归结到“五四”的根源上去，这似乎已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论辩策略。
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
神话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过对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强调，建立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亲历者的记忆，但事实上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这倒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说谎，而是说，个人记忆往往先在地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修改，或为记忆者顽强的个人愿望所过滤。记忆总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机制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观念氛围有关。
本文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简略地勾勒当代观念史中的“五四”叙述的谱系，并提示性地讨论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命题，本文只是一个论纲性质的速写。
当代史中关于“五四”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把“五四”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史或内在构成部分来看待。在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历史前提。这一论述广泛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人继承下来。这一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把“五四”纳入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明确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体系的现代史性质。它坚持社会分析的方法，注重历史辩证法的宏观逻辑，因此更强调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把它与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内在的因果联系。
这一论述当然具有雄辩的真理性。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不足，或者说，当它固定化为一种解释模式，被具体的研究者不适当地运用时，缺陷就明显出现了。它带有历史哲学的先验色彩，具有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特征。而过于强调“五四”的政治意义，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文化的复杂状况有所忽略。比如，由于把新文化的意义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就简化了新文化的复杂性质和内部差异，例如一个习惯性的说法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表征了思想方向的分化。之所以大家会习惯于这么简化历史，显然是过于偷懒，受到了某些经典论述的影响，如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①同样，这种论述方式对于自晚清以来思想运动的内在延续性及逻辑线索也缺乏更细致、客观的分析。思想文化也有时被过于简单化，比如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经常被定性为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思想家自身的丰富性内容和现代性意义。
1970年代末以来，对“五四”的叙述开始溢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框架，应该承认，它的确也起到了对正统叙述不足之处的补充与某种修正作用，但是，它们更多的表现是对支撑“五四”叙述的革命史观的挑战。在既经变化的思想潮流背景中，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对“五四”的再评价显现出对革命遗产的不同态度，表达出对中国20世纪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不同判断。这其中包含着潜在的也是现实的政治诉求。
这种对革命史观的颠倒，较早而且也影响较大的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它与海外汉学界也有一些呼应，比如，类似观点也出现在维拉?施瓦支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等著作中（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这一时期的“五四”论述试图重新肯定现代性的绝对价值，视“五四”开启的现代性为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这种说法隐含了补资本主义课的思路，至少是为这样的理论引申提供了便利条件。
1980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五四”论述有意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史论述，同时突出“五四”的启蒙意义。根据“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资源的借用，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鼓吹，以及“五四”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在形式上的某些特征，比如对民主、科学、自由等普遍价值的追求和反权威、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启蒙主义的论述把“五四”描述或暗示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暗中肯定了以西方启蒙价值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的普世性和超越性。事实上，整个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都呈现出这种启蒙主义特征，这也是它被广泛地称为新启蒙主义的原因。正如汪晖那个具有普遍影响的说法所指出的，把新时期和“五四”建立一种类比的关系，在封建－现代的对位中，新启蒙主义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时期看成了封建时代。应该承认，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述，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情境下，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和批判性能量，对于旧体制所出现的弊端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这种批判性意义直到现在仍未彻底耗尽。但它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缺陷，把“五四”一般地等同于启蒙，尤其是类比于西方近代的比如法国式的启蒙，显然忽略了二者根本性的内在差异。②把“五四”看作追求西方普世价值，也不能看到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的矛盾性的张力结构，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复杂的、独特的现代经验的特质，更不可能理解它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延续性和由此而导致的历史危机。这种论述支持了那种肯定西方现代性为普世道路的现代化态度，为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启蒙主义的“五四”论述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演变为保守主义的“五四”叙述，它试图对启蒙的遗产做进一步的狭窄化，即对法国式的启蒙精神进行剥离。因为“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在形式上具有着明显的法国渊源，而法国式革命的传统，在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过于激进――这种理论灵感显然来自全球新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启蒙精神这条线索直接接续了后来的革命线索，尤其是率先提倡法国启蒙价值的陈独秀后来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创者，就更能说明问题。于是，作为广泛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1980年代末期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明确提出“反激进”的主张，对“五四”提出激烈批评，这以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代表。包括保守主义在内的自由主义试图对法国启蒙精神在启蒙主义内部做进一步剥离，以保持启蒙的纯洁性。此一时期的朱学勤具有一定影响的批判法国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是在这一方向上展开论述，它以英美式的革命为标准批判法国革命。联系着中国现代史的背景，这一论述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色彩。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的“五四”论述和此前的新启蒙主义的论述在逻辑上存在着某种矛盾，因为在新启蒙主义的理论脉络里，启蒙（包括法国式启蒙）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内容，反的是前现代的“封建”与专制，肯定的是现代；而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话语则要保留传统，肯定文化秩序的渐进式演变，似乎反对全盘西化，对现代化态度也有所保留。但事实上，这一论述反的重心不在西方化，也不是对中国传统的激进反叛，而是这种激进导致的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后果，所以，它批判的“激进”是有特定内容的。余英时的话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说：“简单地说，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先要西方化，或近代化，或全盘西化。西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但‘五四’运动不到两三年，共产党就在1921年成立了。一两年之内中国的思想很快就进入更激烈化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这一发展最能说明中国思想的激化跟现实有关。”③言外之意，如果西化趋近的是“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流的欧美传统”，激进也没什么，或者说，是好的激进，问题在于由于有了激进的态度，“思想停不下来”，走到了共产主义，就坏了事，它虽然也有西化的背景，但不是“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主流”，不算普世价值。
不难看出，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述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内在统一性。如果说，“启蒙救亡说”试图剥离的是俄国革命的线索，那么自由主义叙述剥离的则是法国革命的线索，二者针对的目标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线索，有意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作为“五四”非本质的部分淡化掉，同时有意突出胡适的自由主义作为“五四”内在精神本质的意义。于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精神教父的形象开始确立起来。事实上，这也是那一时期胡适研究得以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背景。这种叙述明显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四”叙述对“五四”思想分化的定性相对抗。于是，自由主义者具有了对抗“专制”的文化英雄色彩。以胡适为起点，自由主义的“五四”论述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线索和人物谱系，从“五四”（以胡适的北大为中心）、国统区、西南联大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等，再到建国以后的储安平、陈寅恪、顾准等，这条线索一直不绝如缕地从“五四”伸展到当代，最后到右派知识分子群体。此类著作在1990年代以来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顾准传》……，在这种叙述中，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是有意思的，它往往和内在思想品格无关，而更多的是因为某种对抗性关系，比如右派的复杂性质是被高度简化的，只是因为其遭受政治打击，处在政治暴力的对立面这一功能性位置，右派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五四”叙述具有一种非政治化倾向和文化主义的思路，这和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氛围是一致的。社会政治的“五四”让位于文化的“五四”，“五四”被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于是，新文学得到了突出强调。通过这种方式，自由主义论说悬置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论述的政治描述，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完成了另一种政治表达，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文学作为审美之维正是非政治的、自由的抗议力量的象征（刘晓波的一本代表作即为《审美与人的自由》）。其实，当时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就呈现为泛美学化的色彩，这也加强了它动人的情感化力量。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一枝独秀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
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启蒙主义也改写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革命史的“五四”叙事强调1919年“五四”运动的标志性意义，以之为中心整合此前此后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依照革命叙事的历史逻辑，把“五四”的思想分化、复制到文学史中来，着意突出192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文学的兴起与发展，革命文学经过一定的历史曲折过程，直至生成为全新的以延安文学为原型的当代文学，它继承并超越了“五四”文学。正如周扬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这是指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向而言。”④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则试图瓦解这种叙述，它更强调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绝对意义。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思路强调的是“五四”作为现代性的开创意义，“二十世纪文学史”（钱理群等人)、“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都有意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而突显“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意义，即在内容上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主题如人性深度之类的书写，在形式上的“纯美”的努力，于是，一种文学与政治的二元论开始形成。在这种理论视野里，革命文学的文学或审美价值被淡化甚至取消了，事实上革命文学作为“非现代”的内容已经被悄悄地放逐出20世纪文学之外。“重写文学史”运动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这种“五四”论述必然会忽视革命文学深刻的现代性意义，钱理群、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先生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指责是一针见血的：你们怎么安置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文学的位置？它们不是现代文学吗？
另外，“反激进”的保守主义也对文学史书写有着明显的影响，比如热闹一时的对学衡派的再评价、郑敏对新诗的激烈批评所造成的争议，甚至民间派与“知识分子派”的诗歌论争都带有这一思潮的回声。
对“五四”非政治化的倾向还有另一种表现。在19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兴起，这种史学观念及研究方法注重发掘历史中的差异性因素，往往热衷于进行细致的社会史和生活史的描述，于是经常把以“五四”为中心的历史运动泛化，淡化其社会政治运动的色彩，而把它还原为一个或一系列社会史或生活史事件，比如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它的积极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关于“五四”的目的论叙述，对于丰富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在客观上，这种研究却延续或配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表述，有时可以看作这种论述的一种弱化的形式。正如费正清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列文森所说，失去神秘色彩的“五四”运动，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与现在的价值、信仰和理想毫无关系。⑤
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汪晖为代表的当代批判性思想试图通过对思想史的细致分析，通过对“五四”内部差异性因素的发掘，克服旧有的僵硬解释模式，建立一种有力而又有弹性的“五四”论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有很多重要内容涉及“五四”――这也是这部著作所内在要求的。在天理世界观的瓦解、科学世界观的建立的历史视野中，汪晖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细致的系谱学考察。但是，这种充分学理化的研究其实也曲折而深刻地映射着现实关切。通过对“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如严复、章太炎、鲁迅思想复杂性、矛盾性的研究与新发现，事实上可以引申出对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想的批判，因为新启蒙正是在对“五四”的简单化理解中、在扭曲“五四”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叙述的。这导致了“启蒙的辩证法”，启蒙最终走向了反启蒙。如果说真正的启蒙精神是运用理性认知自我与世界的话，那么，事实上，汪晖等人通过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对当代的启蒙进行再启蒙的思想命题。结合汪晖后来对新启蒙主义及当代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思路就显得更具连贯性。
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直是支持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的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们受到了来自当代批判性思想的批判性消解。中国的现代性并不像费正清学派或剑桥中国史所说的那样是对现代性冲击的单向回应，“中”与“西”是在一种互动的格局里互相形成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与发展也离不开所谓东方，东方一直内在于西方，正如西方一直内在于东方一样。中国也不是在以漫长的历史等待并痛苦地回应着来自现代的挑战，从而被迫融入世界现代秩序的“停滞的帝国”，而是在现代的时与势里创造着新的中国的现代性，其中自然包括改写、挑战着西方现代性的逻辑，如严复、章太炎、鲁迅对西方现代思想的深刻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中国思想重新被发现，被创造出来，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的思想资源，而决不是如当年林毓生等人所说只是一个接受西方思想的特殊形状的容器或思想模式。
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过新的批判性思想的努力，建立在“五四”叙述基础上的，或以“五四”为叙述策略的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破产。而当代批判性思想之所以获得深入人心的影响力，除了理论的说服力，还在于当代现实的教育。在国内，当初新启蒙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做出的美好的承诺已随着现代化的逐渐落实而蜕去了它玫瑰色的面纱；在国际上，自1990年末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当代世界秩序的真实性质，那些普世价值下面的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霸权意志昭然若揭。这是真实的教育。而经过十几年高代价的经济增长，中国国力也已经极大增强，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在恢复。此消彼长，终于在2008年达到一个转折点。
2008年中国与外部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深刻后果还没有充分显现。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后重新检讨“五四”，的确意味深长。
1919年，是巴黎和会教育了原来对世界公理有幻想的中国人，而2008年，同样是国内外的一系列事件教育了1980年代以来对普世价值有迷梦的中国人。其实，2008年只是这种教育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个临界点，也是这种教育从知识界的一部分向普遍民众普及的过程。对比1919与2008是有意思的，二者显现了知识界与群众或社会的不同的互动关系。“五四”时期是从先进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宣传形式如《新潮》杂志与平民教育宣讲团向社会传达思想，而2008年的群众爱国行动则更具有草根性色彩，其中网络的作用不可低估。群众在思想与行动能力上超过了一般知识分子群体。
然而，2008年所显示的社会情绪还有很多盲目性和某些狭隘性，如何引领与塑造这种民族情绪，打造一个新的类似“五四”的文化，仍是当代思想的艰巨使命。1919年之后我们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列强法则的共产主义理想，现在还能找到一种突破当代世界秩序的新道路吗？还能创造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文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