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教案
●目标
一、知识和能力
1．梳理情节，引导学生领悟作品情节设置的巧妙。
2．分析形象，培养学生整体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抓住心理描写，把握作品塑造的新时期初期农民的典型――主人公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的特点及其意义，并与西方小说《项链》作比较，体会作品的审美价值。
二、过程和方法
诵读、感悟、理解、讨论、鉴赏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认识时代的进步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和希望，了解新时期农民在精神物质追求中的喜悦和困惑。思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必须同步进行的必要性。
●重点、难点
这篇作品展现了主人公陈奂生思想性格的不同侧面，塑造了新时期初期农民的典型形象。把握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点及意义，准确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意义是这篇作品的重点与难点。
●解决办法
1．背景介绍，帮助学生了解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期更清晰了解作品所反映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理解作品的主旨。
2．形象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表现，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特点。
3．对比理解，对比分析陈奂生与阿Q、闰土等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揭示人物形象的意义。
●教学思考
1．陈奂生这个典型形象有助于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有助于认识80年代初的农民群众。指导学生从这个高度认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就能认识作品的价值。
2．抓住“感冒”这个细节深入领略作品趣味。看陈奂生怎么会得感冒，哪些是潜伏的因素，会发现处处都有伏笔。这篇小说乃是精心构建的一件艺术品，由此也可以得到审美的享受。
3．以心理描写为欣赏重点。挑几段文字，把心理描写的语句画出来，就可以看出这篇小说心理描写的特点了。再比较《项链》中的心理描写，体会两者的差异，从而把握陈奂生这类农民的思想感情。
●学生活动设计
1．自读课文，梳理情节结构。
2．讨论分析，把握人物特点。
3．思考鉴赏，揭示形象意义。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预习
阅读课文，初步分析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
二、导入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里，我们曾熟识过成年闰土的形象，那是在封建势力和生活重负压迫下憨实而木讷，拘谨而自卑的旧时代农民形象。新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作家高晓声以他的系列小说为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生活画卷，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篇《陈奂生上城》来感受―下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追求。
三、讨论
1．陈奂生物质生活改善以后，对精神生活有什么追求？
陈奂生追求的精神生活，不外乎是说东道西、妙语惊人之类，是要“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就能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这显然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的烙印。
2．陈奂生“感冒”这个细节有什么意味？
上城先住进了高级房间，可谓奇遇。这个奇遇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偶染感冒，一是巧遇书记，有这两个因素，将“漏斗户”陈奂生置身于高级房间就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之前文中已有伏笔。在第一部分里，既见昔日的贫困；又见今日稍稍的改善，由此透露出“今年好像变娇了”，正暗示陈奂生今夜要得感冒了。高烧时他神志不清，睡一夜就好了，作者用第二天回忆的方法，补叙深夜发生的事情就显得毫无破绽。
3．陈奂生住招待所花了五元高价，他内心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表现？
花了五元高价，等于“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陈奂生“想想又肉痛起来”，说明他勤俭的农民本质。
由于出了五元高价，对招待所的物品从十分爱惜变为任意作践，用提花枕巾擦脸，不脱衣钻进被窝，表现出农民的自私狭隘。由于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县委书记介绍的五元一夜的高级招待所，就感到“精神的满足”，得意非凡。这表现了农民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
4．陈奂生的进取心与落后面，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
陈奂生的进取心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崭新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陈奂生这个昔日的“漏斗户主”翻身了，他充满喜悦心情，也萌发了进取心，对精神生活也开始有了追求。另一方面，陈奂生身上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在他周围的农村干部和农民身上同样存在。因为陈奂生坐过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元一夜的房间，人们马上对他友好、羡慕、尊重。可见这样的社会环境是陈奂生的落后面的生存土壤。
5．陈奂生回到队里，身份显著提高，这样的结尾有何深意？
明确：说明农民中愚昧麻木等级观念重的人，非常普遍，陈奂生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6．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为了揭示其心理采用了什么手法？
这篇小说以出色的心理描写见长。作品结合情节的发展，结合人物的行为描写心理，心理描写又推动情节发展，人物的行为变化又在心理描写的观照下得到解释。例如，陈奂生付过房钱再进房间，有一系列动作：不再脱鞋，大摇大摆进去，往太师椅一坐，倒开水吃饼，使劲坐了皮凳三次，热度退尽了，用枕巾擦嘴，和衣睡觉，过后又起身出门。每个行为为什么这样做，都有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解剖了人物的灵魂，一个新时期初期的性格多元化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7．比较本文与《项链》三四段在揭示人物心理上的不同？
《项链》的心理描写，运用了西方小说惯用的心理分析方法，写得细腻、深刻。《陈奂生上城》的心理描写，用了“土洋结合”的办法。像西方小说一样，注重心理描写，但这种心理描写，是通过对人物的行动、肖像的描写，对景物、天气的描写，来揭示人物心理的。这是我国传统小说的写法，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这是作者在心理描写上的借鉴与创新。
8．文章表现了什么主题？
这篇小说描写了新时期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追求过程中的喜悦、苦恼和尴尬，表现了作者对新时期的农民终于前进的高兴，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慨叹。
9．作者构思的精巧体现在哪些地方？
这篇小说质朴自然，但有巧妙的情节设计，有耐人寻味的伏笔。
陈奂生上城，是一个有趣的题材。作品把视野非常狭隘的农民与城市文明联系了起来，把刚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置于县招待所高级房间里，也就是置于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里，以此观照陈奂生。这样，农民的境况就得到了辩证的表现：温饱问题是初步解决了，但是生活水平毕竟还是很低很低的；农民的灵魂也被深刻地解剖出来：农民的素质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这样辩证地表现新时期初期的农民，有助于我们增强认识，中国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很长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漏斗户主”上城竟住进高级房间，可谓奇遇。这个奇遇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偶染感冒，一是巧遇书记。有了这两个因素，将陈奂生置身于高级房间，成了相当自然的事情。
卖油绳是个巧妙的设计：能炸油绳卖，可见粮油过关而且有余，陈奂生的喜悦也就油然而生；卖掉油绳身上连本带利大概八块来钱光景，这样五元钱的房租能付而又心痛不已。
买帽子又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见昔日的贫困，又见今日稍有改善。由此透露“今年好像变娇了”，正透露今夜要得感冒了。
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反映昔日所受贫困的压抑，又反映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陈奂生“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殊不知这次上城就如愿以偿，虽然花掉了五元钱，像割掉一块肉一般心痛，但是，归根结底，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车站的地点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这里油绳好卖，这里有茶水，有长椅，与吴书记巧遇也非此莫属。
书记巧遇陈奂生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反映当时干群的亲密关系，又使陈奂生住进高级房间成为可能。
感冒最是一个巧妙的设计：高烧时神志不清，睡一夜就好，用第二天回忆的方法补叙深夜发生的事情就毫无破绽。
10．作者的情感
作者自述：“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松、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变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作者“轻松又沉重，高兴又慨叹”的情绪渗透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写陈奂生上城，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摆脱了残酷的饥饿，过上了温饱的日子，展现了新的希望，人物的兴奋劲儿跃然纸上。作家为农民的高兴而高兴。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吗？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这段话把陈奂生的喜悦表现得有血有肉。这是陈奂生们的喜悦，也是作者的喜悦，是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曲颂歌。陈奂生是最真诚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作者对农民的赞歌。
小说也写陈奂生的艰苦作风，饿了啃僵饼，渴了捧水喝，病了熬着就躺在车站长椅上，设身处地感受一下，这是多么苦涩!陈奂生还很穷，字里行间流露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第三部分则充满着慨叹和遗憾。作者描写陈奂生“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描写他“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最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样无聊的作践，离现代文明人的水准还多么远，作者的慨叹有多么沉重。最后写他以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为神气的本钱，恰恰是在慨叹他的卑微，慨叹陈奂生这样的农民何时才能获得健全的人格，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人。
四、总结、扩展
陈奂生是一个人，却又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种现象。我们为陈奂生的喜悦而喜悦，为陈奂生的尴尬、苦恼而慨叹。作者写陈奂生的情绪轻快而沉重，我们读陈奂生也同样轻快而沉重。作品启示我们，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面对家园的日益美丽，我们的道德水准、精神境界，同样需要快速提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做出不懈的努力。
五、布置作业
阅读《乡场上》、《哦，香雪》。
附：板书设计
环境 情节 人物
买帽子
进 城――满怀希望 老实善良 呼唤
遇开心事 物质
患感冒 精神
在 车 站――卖 油 绳 勤朴节俭 文明
遇吴书记 同步
买帽子
住招待所――伍元钱的代价 自私狭隘
精神满足
●有关资料
一、作者谈陈奂生（高晓声）
像陈奂生这样的人，是我多年在农村中见到的一种农民类型，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某些影子，也甚至在个别农民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勇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林彪、“四人帮”打着党的旗号欺侮了他们十年，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党的信念。一旦“四人帮”被粉碎，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逐步恢复优良的传统作风，他们的脚步就一天也没有停顿地跟上来了。这使我非常激动，非常感佩。想起他们，有时使我彻夜难眠。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最后一段，写陈奂生看到自己果然分到了很多粮食，“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泪水汪满了眼眶，溢了出来，像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当他拭着泪水难为情地朝大家微笑时，他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润湿了；于是他不再克制，纵情任眼泪像瀑布般直泻而出。”这里的眼泪，既是陈奂生和大家的，也有我的。这是经过了漫长的苦难之后终于得到了补偿的欢快之泪。这样的泪水是不应该流两次的。哦，让悲剧不再重演，让苦难永远过去吧!够了，够了，我们的教训，应该说是太多了啊!
我还要进一步说，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决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他们长久在一起使我常常这样想：“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就泰然了，觉得天老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于是我就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我就理解他们和我有一样丰富的精神，这精神支持了他们自己，支持了我，也支持了整个世界。所以，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
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一个作家总应该比陈奂生们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准一点。所以，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
这样，我就清楚地说明白了：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着人的灵魂，面对着自己的灵魂。我认为我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是人类灵魂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灵魂塑造得更美丽。
当然，表现人的灵魂的美质，并不是脱离了实际去加以美化。人的灵魂扎根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它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不反映出灵魂所受的制约，也就反映不出灵魂突破制约的意义，也就无从知道什么是真、善、美，那就四大皆空，作家变成了空空儿。
《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他的灵魂，就是受到制约和突破制约的。所以他只能是那个样子，惟其如此，才给人以亲近贴切之感。但是，写出陈奂生灵魂上受到的制约，又必然牵涉进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面，这个复杂的社会面引入作品无非是让陈奂生这个人物活起来并引起读者共鸣。可是有些读者却迷惑了，他们问道：“那么，主题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接触到这个词汇了。语文老师教了一篇范文，就向十岁左右的孩子发问道：“同学们，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接受文学的启蒙的，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因此，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竟如此反常，如此奇怪地习惯于从理性上去理解它，而不习惯从感情上去理解它。
这就完全违反了作家的本意。作家写小说，恰巧不是想用理性去教育读者，而是想用感情去影响读者、感动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写《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动，并且认为这些人和事对读者也有触发、感动作用，于是才写了它。在写的时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动人的东西来写，也就是竭力发挥艺术的功能。只有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才自以为理解了自己作品的意义，才意识到哪些情节应该发展，哪些情节应该抛弃，以求得感情的充分表达和意义的完整深化。但是，《陈奂生上城》是否完全如我的认识那样被社会所接受，这不仅要受当代群众的检验，而且还要受历史的检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听到关于《陈奂生上城》的主题思想有多种互不相同的说法。如果要我再说，也无非是多一种说法而已，还是各取所需为上策。
（《且说陈奂生》）
二、关于陈奂生
《陈奂生上城》描写了一个当下的片段的“故事”，然而这个带有苦涩的幽默的“故事”，却活生生地写出了陈奂生“这一个”，以至时隔多年之后，我们还难忘这个昔日“漏斗户主”“悠悠上城”的音容笑貌。之所以难忘，就在于面对生活，我们也时常碰到陈奂生式的尴尬，也时常做出陈奂生式的对策，去应付各种新的问题和新的处境。这些问题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出在吃穿方面，而是精神、思想、观念和价值层次上的。所以我们忘不了他，他是我们这个新旧转型时期的一个烙印，同时还是一个难以言清、难以消除的隐在的痛。
其实类似的人物在一些大师的笔下已经写过，《红楼梦》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情节与陈奂生进城的格局，有某种相似之处。但高晓声并不声称是“独创”，他在陈奂生身上融进了比刘姥姥更多的时代内涵。刘姥姥作为大观园兴衰的见证人，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视角”。而在高晓声的笔下，陈奂生是一个自足的主体，不是配角，因而陈奂生这个形象就有了存在的可能。
（王干《难忘陈奂生》）
我要论及的，是高晓声同志系列小说的主角陈奂生。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惜他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公。
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凡四篇。各篇独立成章，合起来独步文苑。
我写小说评论，“谈”而不“评”，或“评”而不“论”；自知浅陋，不敢言“论”。这回破例，完全为了陈奂生；陈奂生是近年文学中真正称得起艺术典型的人物，非“论”不足以显其要。
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雕；好心办事，事与愿违。世道大变，人情难测，一身清白的本色农民，掉进“关系学”的五里云雾，陈奂生纳闷了：“难道这是应该的？”
高晓声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重要的是灵魂的变化和美化，人的灵魂可以包容世界。高晓声写小说，“无非是显示人们终究在逐步觉悟，生活终究在前进”。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典型人物。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六年来，三十三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
陈奂生有点像阿Q，糊涂，屈辱，可笑，不理解革命。陈奂生又像闰土，老实善良到愚昧、麻木的程度。陈奂生是阿Q和闰土的后代，但他绝非新的时代的阿Q和闰土。陈奂生相信共产党，吴楚书记就是他心目中的党。然而，陈奂生实在像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时代变了，逐渐变好了，然而阿Q和闰土还肩负着因袭的重担，仅只这一点，还不够深入肌肤、发人深省吗？陈奂生的塑造，难道看不出鲁迅的笔法吗？
（阎钢《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高晓声独具匠心地为摘掉了“漏斗户”帽子的陈奂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他在其中“表演”，让他的曾被压抑的普通农民的心性──向前的和因袭的心性──在其中充分展露，让他的性格在新的条件下突破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发展。
1978年底，陈奂生分得了三千多斤粮食，“漏斗户”帽子不翼而飞。经济上去掉了重压，他一身轻松，“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然而，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别人能说东道西，拉三扯四，陈奂生却默默无言，无话可说。他感到一种遗憾，感到一种自卑，一种空虚和欠缺。像从前为物质贫乏而痛苦一样，现在，陈奂生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饥渴。他渴望过一种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他不但听，看，他也希望自己能讲点什么，既自娱，也娱人。陈奂生的这种精神上的饥渴感，这种想讲点什么“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的表演欲表明，他的精神想要突破旧条件的制约，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生活终于给了陈奂生以机会。由于卖油绳受冻患病，巧遇县委书记吴楚，使陈奂生亲身经历了一种“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受到县委书记的特别关照，坐了他的小车，并花了五元钱住了一夜高级房间。
这番“不曾经过的事情”在陈奂生内心唤起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五元高价而惊愕，痛惜，不解──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勤苦操劳半生的农民的勤俭的本质；另一方面，他又因花了五元高价而有意弄脏招待所的新被、新褥单等物品，似乎因此就可以“找”回点什么──这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小私有者的狭隘。一方面，他为花了两顶帽子钱在老婆面前报不了账而无计可施，这表现了他的本分纯朴；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花了五元钱就“买了”一番动人的经历而大感“值透”，为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满足而得意非凡，这又表现了他的自欺。
陈奂生的“复杂”感受在读者心里唤起的感受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为他的高价花费而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为他竟然从其中寻得了安慰，寻得了满足而慨叹。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在陈奂生的这种“自欺”中，或者说，在陈奂生的身上，仍游荡着阿Q的幽灵。
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所塑造的典型阿Q，高度地概括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在几十年的革命风浪中，这种劣根性，也和整个旧制度旧生活一起受到涤荡和冲击，它已经部分地消失或减淡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彻底根除。阿Q的“古老的灵魂”仍然在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心里游荡。陈奂生为花了五元钱高价而“买到了精神满足”，感到“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对招待所的物品，先是十分怜惜而后又任意作践的态度，都是这种“古老的灵魂”在新环境中的变种。
《陈奂生上城》不但描写了主人公的酷似阿Q的性格、心理特征，而且，在风格上，在采用“散记体”的体式上，都颇得《阿Q正传》的真传。
（周鉴铭《新时期文学》）
高晓声也不避讳长期个体经济地位和封建残余势力影响给农民带来的历史局限。他笔下的人物，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实际与狭隘自私等等，常常是糅合在一起的。即使在物质生活获得满足，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不能完全突破“历史的制约”。换言之，在应该做主人的时代，却还不是一块做主人的料子。陈奂生在生产责任制有更多的自主权面前也还总觉得站不直，像阿Q一样“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在《陈奂生上城》中，更可以看到长期坎坷生活在他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并不因物质生活的开始变化而立即消失。在当“漏斗户”的年代里，陈奂生被饥饿压弯了腰，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到相好人家去闲坐，也是低着头默默地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这种默默无闻包含着他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与创伤。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以后，对这种处境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作家生动地写出陈奂生渴望精神生活的内心世界：“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但是，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仍然带着极其浓厚的小农色彩。住了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就似乎从末路到了中兴。就因为这五块钱，陈奂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灵历程，感激、自豪到痛惜、悔恨，最后在自我陶醉、自我安慰中得到解脱。所以，他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还不外乎是说东道西，妙语惊人之类，“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以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不难看到，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阶级地位不同，两种“精神胜利法”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陈奂生与阿Q的心理有某些相通之处，它们都来源于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高晓声不愧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落后精神现象在今天生活中仍然是一种值得注目的社会现象，揭示了这种精神现象存在的土壤。作者对陈奂生愚昧、落后、自我陶醉等心理做了切中腠理的剖析，鞭挞了我们生活中封建等级观念、门阀观念等封建思想。高晓声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说明，高晓声不以表现人们物质生活的变化为满足，更注重于对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状态的探求。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三、小说的情节与艺术手法
情节的发展也不完全按照时空的顺序，有时采用跳跃与切入。如陈奂生在车站生病、住招待所，作者没有按顺序交代，而是写他一觉醒来在招待所，然后通过补叙回忆交代前面的事。而且，高晓声小说的情节发展，常常奇峰突起，出人意外。陈奂生在车站生病，碰到吴书记，按一般的写法，以吴书记的关心、他的病愈而告终。而作者在这里却出人意外地写陈奂生在意外场合遇到的意外事，而对意外事又产生了意外的思想。作品安排了陈奂生的两个接触点：一是遇到了过去相识的吴书记，二是由县委书记这个接触点推到另一个接触点──住进了五元钱一天的招待所。这两个接触点表现了两个差距：农民与“官”的差距，农村贫困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差距。就在这两个出人意外的接触点中，陈奂生产生了意外思想。作品结尾所表现的这个意外思想一下子点活了人物，照亮了全篇，使人物脱颖而出，跃然纸上。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高晓声说：“联系──也许是文学创作中揭示人物本质的极好方法。”所以，他把“落后”的农村和“先进”的城市联系起来；把有翻身感的农民和有公仆的责任心的复出的领导干部联系起来；把农副业生产和自由市场联系起来，让一个刚刚填饱肚皮、刚刚站起来还没立稳、自尊而又自卑的“漏斗户主”上得城来，闹出大笑话。那么可笑，又那么深刻；那么值得庆幸，又那么令人慨叹；那么感到轻快，又那么觉得沉重。“陈奂生性格”在同新环境的冲突中进一步得到发展。记得巴尔扎克在哪里说过：“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的对比中”，可以“引出令人惊奇的效果”。细想起来，这实在是相当老辣的经验之谈。事物只有在特定的联系中才能产生对比作用，高晓声所说的“联系”“交换”，其实就是“对比”。艺术的“对比组合”，往往演出奇异的活剧；高晓声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值得人们注意和体味。
比起《“漏斗户”主》来，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里充分地施展了他造诣极深的艺术典型化的才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语言的妙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笔法，喜剧气氛的烘托，让人拍案叫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典型化情节的精选和性格化细节的妙用。高晓声真绝，他把陈奂生从乡下“联系”到城里，居然弄得一块钱的骨头困在五块钱的床上!这方面的功夫，明显地超过《“漏斗户”主》。
（阎钢《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所谓“寓洋于土”的叙述方法，是指从内容看，高晓声的作品无论是写环境、写性格、写人物心理都是深刻的、丰厚的、多层次的，丝毫不亚于某些当代作品；但是，从其形式上看，他所采用的叙述方法，都是传统的，民族的，从古典小说那里借鉴来并经过他提高的方法。如《陈奂生上城》开篇一段：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这里，摘掉了“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的轻松愉快、充满希望也充满力量的心理，写得十分生动深刻。但这些心理活动并不是采用心理剖析等手法，而是采用传统小说的手法，通过动作（悠悠上城来，晃荡晃荡）、肖像（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描写以及景物烘托（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揭示出来的。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四、精神贫血的农民（颜敏）
高晓声（1928―1999）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先后发表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书外春秋》等，这个系列中的陈奂生形象深刻地概括出新中国三十年农民的命运，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及其心理变化的全过程。“陈奂生上城”固然透露了农村变革的必然趋势和陈奂生迈向新生活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描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陈奂生的真实的精神状态。
时代进入了新时期，农村因经济政策的调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陈奂生的生活日渐好转，“漏斗户主”的帽子不翼而飞，生活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无忧无虑，在麻木中沉睡的精神生命也开始复苏，他有了朦朦胧胧的自我表现的欲求，产生了自尊的需求，尤其有一种想讲话的欲望。可是，陈奂生感到苦恼的是，他有欲望而没有能力，“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也就是说，他患了“失语症”。这种症候显然与他这几十年贫困的物质生活有关。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惟一的乞求就是填饱自己及家人的肚子，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完全可以想像，在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的状况下，陈奂生哪里还有心思去关注与吃饭无关的事呢？久而久之，他的心灵麻木得蜷缩起来，生活的情趣也消失殆尽，自然懒得讲话也不会讲话了。
精神生命萌动后的陈奂生，感受到不会说话、没人听他说话的苦恼与自卑，为了表现自己，获得自尊，他甚至盼望遭遇一件奇遇，他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果然，他这次进城还真的遭遇了一件众人愿听的事：因偶感风寒而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虽然五元钱的花费使他心痛不已，但“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他感到了精神的满足。
不过，陈奂生的精神满足，并不是出于建立在自己个体生命基础上的真实欲求，而是一种“阿Q式”的虚幻的精神满足。从陈奂生在招待所的懊恼心态和报复行动可以得知：他确实能感知的自我欲求还是钱，他最关注的也还是单纯的生存环境；县委书记的汽车和高级房间的一夜享受，不但对他陈奂生的个人命运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也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儿真正的生命愉悦；他的“自豪”不过是因为事情的结果已经无法挽回之后的自我抚慰，是把客观上的受挫幻化为主观的满足罢了。同时，他由此获得的自尊也是虚妄的，因为他的自尊不是建立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人钦羡的目光中，这种世俗的钦羡实质上是传统宗法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残余。
从陈奂生向往精神生活到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过程表明，陈奂生缺乏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从根源上说，无疑是长期物质生活的贫困、主流意识形态的“镜像”意识以及传统文化的因袭所造成的；从结果上讲，则使陈奂生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而且他无从寻找精神的充实。如果我们把陈奂生与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精神状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思想文化意识的转变远远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大。如今看来，陈奂生式的精神贫血，依然是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因素。
●目标
一、知识和能力
1．梳理情节，引导学生领悟作品情节设置的巧妙。
2．分析形象，培养学生整体把握人物形象的能力。抓住心理描写，把握作品塑造的新时期初期农民的典型――主人公陈奂生这一人物形象的特点及其意义，并与西方小说《项链》作比较，体会作品的审美价值。
二、过程和方法
诵读、感悟、理解、讨论、鉴赏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认识时代的进步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和希望，了解新时期农民在精神物质追求中的喜悦和困惑。思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必须同步进行的必要性。
●重点、难点
这篇作品展现了主人公陈奂生思想性格的不同侧面，塑造了新时期初期农民的典型形象。把握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点及意义，准确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意义是这篇作品的重点与难点。
●解决办法
1．背景介绍，帮助学生了解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以期更清晰了解作品所反映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理解作品的主旨。
2．形象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表现，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特点。
3．对比理解，对比分析陈奂生与阿Q、闰土等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揭示人物形象的意义。
●教学思考
1．陈奂生这个典型形象有助于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有助于认识80年代初的农民群众。指导学生从这个高度认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就能认识作品的价值。
2．抓住“感冒”这个细节深入领略作品趣味。看陈奂生怎么会得感冒，哪些是潜伏的因素，会发现处处都有伏笔。这篇小说乃是精心构建的一件艺术品，由此也可以得到审美的享受。
3．以心理描写为欣赏重点。挑几段文字，把心理描写的语句画出来，就可以看出这篇小说心理描写的特点了。再比较《项链》中的心理描写，体会两者的差异，从而把握陈奂生这类农民的思想感情。
●学生活动设计
1．自读课文，梳理情节结构。
2．讨论分析，把握人物特点。
3．思考鉴赏，揭示形象意义。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一、预习
阅读课文，初步分析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
二、导入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里，我们曾熟识过成年闰土的形象，那是在封建势力和生活重负压迫下憨实而木讷，拘谨而自卑的旧时代农民形象。新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作家高晓声以他的系列小说为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生活画卷，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篇《陈奂生上城》来感受―下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追求。
三、讨论
1．陈奂生物质生活改善以后，对精神生活有什么追求？
陈奂生追求的精神生活，不外乎是说东道西、妙语惊人之类，是要“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就能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这显然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的烙印。
2．陈奂生“感冒”这个细节有什么意味？
上城先住进了高级房间，可谓奇遇。这个奇遇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偶染感冒，一是巧遇书记，有这两个因素，将“漏斗户”陈奂生置身于高级房间就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之前文中已有伏笔。在第一部分里，既见昔日的贫困；又见今日稍稍的改善，由此透露出“今年好像变娇了”，正暗示陈奂生今夜要得感冒了。高烧时他神志不清，睡一夜就好了，作者用第二天回忆的方法，补叙深夜发生的事情就显得毫无破绽。
3．陈奂生住招待所花了五元高价，他内心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表现？
花了五元高价，等于“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陈奂生“想想又肉痛起来”，说明他勤俭的农民本质。
由于出了五元高价，对招待所的物品从十分爱惜变为任意作践，用提花枕巾擦脸，不脱衣钻进被窝，表现出农民的自私狭隘。由于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县委书记介绍的五元一夜的高级招待所，就感到“精神的满足”，得意非凡。这表现了农民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
4．陈奂生的进取心与落后面，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什么关系？
陈奂生的进取心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崭新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陈奂生这个昔日的“漏斗户主”翻身了，他充满喜悦心情，也萌发了进取心，对精神生活也开始有了追求。另一方面，陈奂生身上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在他周围的农村干部和农民身上同样存在。因为陈奂生坐过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元一夜的房间，人们马上对他友好、羡慕、尊重。可见这样的社会环境是陈奂生的落后面的生存土壤。
5．陈奂生回到队里，身份显著提高，这样的结尾有何深意？
明确：说明农民中愚昧麻木等级观念重的人，非常普遍，陈奂生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6．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为了揭示其心理采用了什么手法？
这篇小说以出色的心理描写见长。作品结合情节的发展，结合人物的行为描写心理，心理描写又推动情节发展，人物的行为变化又在心理描写的观照下得到解释。例如，陈奂生付过房钱再进房间，有一系列动作：不再脱鞋，大摇大摆进去，往太师椅一坐，倒开水吃饼，使劲坐了皮凳三次，热度退尽了，用枕巾擦嘴，和衣睡觉，过后又起身出门。每个行为为什么这样做，都有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解剖了人物的灵魂，一个新时期初期的性格多元化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7．比较本文与《项链》三四段在揭示人物心理上的不同？
《项链》的心理描写，运用了西方小说惯用的心理分析方法，写得细腻、深刻。《陈奂生上城》的心理描写，用了“土洋结合”的办法。像西方小说一样，注重心理描写，但这种心理描写，是通过对人物的行动、肖像的描写，对景物、天气的描写，来揭示人物心理的。这是我国传统小说的写法，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这是作者在心理描写上的借鉴与创新。
8．文章表现了什么主题？
这篇小说描写了新时期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追求过程中的喜悦、苦恼和尴尬，表现了作者对新时期的农民终于前进的高兴，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慨叹。
9．作者构思的精巧体现在哪些地方？
这篇小说质朴自然，但有巧妙的情节设计，有耐人寻味的伏笔。
陈奂生上城，是一个有趣的题材。作品把视野非常狭隘的农民与城市文明联系了起来，把刚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置于县招待所高级房间里，也就是置于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里，以此观照陈奂生。这样，农民的境况就得到了辩证的表现：温饱问题是初步解决了，但是生活水平毕竟还是很低很低的；农民的灵魂也被深刻地解剖出来：农民的素质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这样辩证地表现新时期初期的农民，有助于我们增强认识，中国要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很长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漏斗户主”上城竟住进高级房间，可谓奇遇。这个奇遇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偶染感冒，一是巧遇书记。有了这两个因素，将陈奂生置身于高级房间，成了相当自然的事情。
卖油绳是个巧妙的设计：能炸油绳卖，可见粮油过关而且有余，陈奂生的喜悦也就油然而生；卖掉油绳身上连本带利大概八块来钱光景，这样五元钱的房租能付而又心痛不已。
买帽子又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见昔日的贫困，又见今日稍有改善。由此透露“今年好像变娇了”，正透露今夜要得感冒了。
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反映昔日所受贫困的压抑，又反映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陈奂生“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殊不知这次上城就如愿以偿，虽然花掉了五元钱，像割掉一块肉一般心痛，但是，归根结底，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
车站的地点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这里油绳好卖，这里有茶水，有长椅，与吴书记巧遇也非此莫属。
书记巧遇陈奂生也是一个巧妙的设计：既反映当时干群的亲密关系，又使陈奂生住进高级房间成为可能。
感冒最是一个巧妙的设计：高烧时神志不清，睡一夜就好，用第二天回忆的方法补叙深夜发生的事情就毫无破绽。
10．作者的情感
作者自述：“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松、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变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作者“轻松又沉重，高兴又慨叹”的情绪渗透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写陈奂生上城，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摆脱了残酷的饥饿，过上了温饱的日子，展现了新的希望，人物的兴奋劲儿跃然纸上。作家为农民的高兴而高兴。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吗？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这段话把陈奂生的喜悦表现得有血有肉。这是陈奂生们的喜悦，也是作者的喜悦，是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曲颂歌。陈奂生是最真诚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作者对农民的赞歌。
小说也写陈奂生的艰苦作风，饿了啃僵饼，渴了捧水喝，病了熬着就躺在车站长椅上，设身处地感受一下，这是多么苦涩!陈奂生还很穷，字里行间流露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第三部分则充满着慨叹和遗憾。作者描写陈奂生“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描写他“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最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样无聊的作践，离现代文明人的水准还多么远，作者的慨叹有多么沉重。最后写他以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为神气的本钱，恰恰是在慨叹他的卑微，慨叹陈奂生这样的农民何时才能获得健全的人格，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人。
四、总结、扩展
陈奂生是一个人，却又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种现象。我们为陈奂生的喜悦而喜悦，为陈奂生的尴尬、苦恼而慨叹。作者写陈奂生的情绪轻快而沉重，我们读陈奂生也同样轻快而沉重。作品启示我们，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面对家园的日益美丽，我们的道德水准、精神境界，同样需要快速提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做出不懈的努力。
五、布置作业
阅读《乡场上》、《哦，香雪》。
附：板书设计
环境 情节 人物
买帽子
进 城――满怀希望 老实善良 呼唤
遇开心事 物质
患感冒 精神
在 车 站――卖 油 绳 勤朴节俭 文明
遇吴书记 同步
买帽子
住招待所――伍元钱的代价 自私狭隘
精神满足
●有关资料
一、作者谈陈奂生（高晓声）
像陈奂生这样的人，是我多年在农村中见到的一种农民类型，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某些影子，也甚至在个别农民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不善动口的人，勇于劳动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们把根子深埋在现实之中，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林彪、“四人帮”打着党的旗号欺侮了他们十年，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党的信念。一旦“四人帮”被粉碎，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逐步恢复优良的传统作风，他们的脚步就一天也没有停顿地跟上来了。这使我非常激动，非常感佩。想起他们，有时使我彻夜难眠。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最后一段，写陈奂生看到自己果然分到了很多粮食，“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泪水汪满了眼眶，溢了出来，像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当他拭着泪水难为情地朝大家微笑时，他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润湿了；于是他不再克制，纵情任眼泪像瀑布般直泻而出。”这里的眼泪，既是陈奂生和大家的，也有我的。这是经过了漫长的苦难之后终于得到了补偿的欢快之泪。这样的泪水是不应该流两次的。哦，让悲剧不再重演，让苦难永远过去吧!够了，够了，我们的教训，应该说是太多了啊!
我还要进一步说，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决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他们长久在一起使我常常这样想：“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就泰然了，觉得天老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于是我就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我就理解他们和我有一样丰富的精神，这精神支持了他们自己，支持了我，也支持了整个世界。所以，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
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一个作家总应该比陈奂生们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准一点。所以，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
这样，我就清楚地说明白了：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着人的灵魂，面对着自己的灵魂。我认为我的工作，无论如何只能是人类灵魂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灵魂塑造得更美丽。
当然，表现人的灵魂的美质，并不是脱离了实际去加以美化。人的灵魂扎根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它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不反映出灵魂所受的制约，也就反映不出灵魂突破制约的意义，也就无从知道什么是真、善、美，那就四大皆空，作家变成了空空儿。
《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他的灵魂，就是受到制约和突破制约的。所以他只能是那个样子，惟其如此，才给人以亲近贴切之感。但是，写出陈奂生灵魂上受到的制约，又必然牵涉进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面，这个复杂的社会面引入作品无非是让陈奂生这个人物活起来并引起读者共鸣。可是有些读者却迷惑了，他们问道：“那么，主题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接触到这个词汇了。语文老师教了一篇范文，就向十岁左右的孩子发问道：“同学们，这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接受文学的启蒙的，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因此，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竟如此反常，如此奇怪地习惯于从理性上去理解它，而不习惯从感情上去理解它。
这就完全违反了作家的本意。作家写小说，恰巧不是想用理性去教育读者，而是想用感情去影响读者、感动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写《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动，并且认为这些人和事对读者也有触发、感动作用，于是才写了它。在写的时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动人的东西来写，也就是竭力发挥艺术的功能。只有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我才自以为理解了自己作品的意义，才意识到哪些情节应该发展，哪些情节应该抛弃，以求得感情的充分表达和意义的完整深化。但是，《陈奂生上城》是否完全如我的认识那样被社会所接受，这不仅要受当代群众的检验，而且还要受历史的检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听到关于《陈奂生上城》的主题思想有多种互不相同的说法。如果要我再说，也无非是多一种说法而已，还是各取所需为上策。
（《且说陈奂生》）
二、关于陈奂生
《陈奂生上城》描写了一个当下的片段的“故事”，然而这个带有苦涩的幽默的“故事”，却活生生地写出了陈奂生“这一个”，以至时隔多年之后，我们还难忘这个昔日“漏斗户主”“悠悠上城”的音容笑貌。之所以难忘，就在于面对生活，我们也时常碰到陈奂生式的尴尬，也时常做出陈奂生式的对策，去应付各种新的问题和新的处境。这些问题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出在吃穿方面，而是精神、思想、观念和价值层次上的。所以我们忘不了他，他是我们这个新旧转型时期的一个烙印，同时还是一个难以言清、难以消除的隐在的痛。
其实类似的人物在一些大师的笔下已经写过，《红楼梦》里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情节与陈奂生进城的格局，有某种相似之处。但高晓声并不声称是“独创”，他在陈奂生身上融进了比刘姥姥更多的时代内涵。刘姥姥作为大观园兴衰的见证人，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视角”。而在高晓声的笔下，陈奂生是一个自足的主体，不是配角，因而陈奂生这个形象就有了存在的可能。
（王干《难忘陈奂生》）
我要论及的，是高晓声同志系列小说的主角陈奂生。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惜他成不了生活的主角，国家的主人公。
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凡四篇。各篇独立成章，合起来独步文苑。
我写小说评论，“谈”而不“评”，或“评”而不“论”；自知浅陋，不敢言“论”。这回破例，完全为了陈奂生；陈奂生是近年文学中真正称得起艺术典型的人物，非“论”不足以显其要。
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雕；好心办事，事与愿违。世道大变，人情难测，一身清白的本色农民，掉进“关系学”的五里云雾，陈奂生纳闷了：“难道这是应该的？”
高晓声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平常常的、头脑简单的、正直勤劳的农民，投进千变万化、好看煞人、万花筒般的纷扰世界，表演出一幕幕悲喜交织、正邪交赋的活剧来，从而把一个新旧交错、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村面貌活生生地置于读者眼前。重要的是灵魂的变化和美化，人的灵魂可以包容世界。高晓声写小说，“无非是显示人们终究在逐步觉悟，生活终究在前进”。一个渺小的农民，反映了偌大一个社会，陈奂生由此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典型人物。这样成功的典型人物，六年来，三十三年来，能数得出几个呢？
陈奂生有点像阿Q，糊涂，屈辱，可笑，不理解革命。陈奂生又像闰土，老实善良到愚昧、麻木的程度。陈奂生是阿Q和闰土的后代，但他绝非新的时代的阿Q和闰土。陈奂生相信共产党，吴楚书记就是他心目中的党。然而，陈奂生实在像解放了的阿Q和闰土。时代变了，逐渐变好了，然而阿Q和闰土还肩负着因袭的重担，仅只这一点，还不够深入肌肤、发人深省吗？陈奂生的塑造，难道看不出鲁迅的笔法吗？
（阎钢《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高晓声独具匠心地为摘掉了“漏斗户”帽子的陈奂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他在其中“表演”，让他的曾被压抑的普通农民的心性──向前的和因袭的心性──在其中充分展露，让他的性格在新的条件下突破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发展。
1978年底，陈奂生分得了三千多斤粮食，“漏斗户”帽子不翼而飞。经济上去掉了重压，他一身轻松，“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然而，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别人能说东道西，拉三扯四，陈奂生却默默无言，无话可说。他感到一种遗憾，感到一种自卑，一种空虚和欠缺。像从前为物质贫乏而痛苦一样，现在，陈奂生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饥渴。他渴望过一种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他不但听，看，他也希望自己能讲点什么，既自娱，也娱人。陈奂生的这种精神上的饥渴感，这种想讲点什么“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的表演欲表明，他的精神想要突破旧条件的制约，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生活终于给了陈奂生以机会。由于卖油绳受冻患病，巧遇县委书记吴楚，使陈奂生亲身经历了一种“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受到县委书记的特别关照，坐了他的小车，并花了五元钱住了一夜高级房间。
这番“不曾经过的事情”在陈奂生内心唤起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五元高价而惊愕，痛惜，不解──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勤苦操劳半生的农民的勤俭的本质；另一方面，他又因花了五元高价而有意弄脏招待所的新被、新褥单等物品，似乎因此就可以“找”回点什么──这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小私有者的狭隘。一方面，他为花了两顶帽子钱在老婆面前报不了账而无计可施，这表现了他的本分纯朴；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花了五元钱就“买了”一番动人的经历而大感“值透”，为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满足而得意非凡，这又表现了他的自欺。
陈奂生的“复杂”感受在读者心里唤起的感受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为他的高价花费而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为他竟然从其中寻得了安慰，寻得了满足而慨叹。
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在陈奂生的这种“自欺”中，或者说，在陈奂生的身上，仍游荡着阿Q的幽灵。
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所塑造的典型阿Q，高度地概括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在几十年的革命风浪中，这种劣根性，也和整个旧制度旧生活一起受到涤荡和冲击，它已经部分地消失或减淡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彻底根除。阿Q的“古老的灵魂”仍然在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心里游荡。陈奂生为花了五元钱高价而“买到了精神满足”，感到“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对招待所的物品，先是十分怜惜而后又任意作践的态度，都是这种“古老的灵魂”在新环境中的变种。
《陈奂生上城》不但描写了主人公的酷似阿Q的性格、心理特征，而且，在风格上，在采用“散记体”的体式上，都颇得《阿Q正传》的真传。
（周鉴铭《新时期文学》）
高晓声也不避讳长期个体经济地位和封建残余势力影响给农民带来的历史局限。他笔下的人物，善良与软弱、淳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实际与狭隘自私等等，常常是糅合在一起的。即使在物质生活获得满足，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不能完全突破“历史的制约”。换言之，在应该做主人的时代，却还不是一块做主人的料子。陈奂生在生产责任制有更多的自主权面前也还总觉得站不直，像阿Q一样“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在《陈奂生上城》中，更可以看到长期坎坷生活在他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并不因物质生活的开始变化而立即消失。在当“漏斗户”的年代里，陈奂生被饥饿压弯了腰，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到相好人家去闲坐，也是低着头默默地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这种默默无闻包含着他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与创伤。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以后，对这种处境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作家生动地写出陈奂生渴望精神生活的内心世界：“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但是，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仍然带着极其浓厚的小农色彩。住了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就似乎从末路到了中兴。就因为这五块钱，陈奂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灵历程，感激、自豪到痛惜、悔恨，最后在自我陶醉、自我安慰中得到解脱。所以，他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还不外乎是说东道西，妙语惊人之类，“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以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地位。不难看到，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阶级地位不同，两种“精神胜利法”有本质上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陈奂生与阿Q的心理有某些相通之处，它们都来源于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心理。高晓声不愧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落后精神现象在今天生活中仍然是一种值得注目的社会现象，揭示了这种精神现象存在的土壤。作者对陈奂生愚昧、落后、自我陶醉等心理做了切中腠理的剖析，鞭挞了我们生活中封建等级观念、门阀观念等封建思想。高晓声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说明，高晓声不以表现人们物质生活的变化为满足，更注重于对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状态的探求。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三、小说的情节与艺术手法
情节的发展也不完全按照时空的顺序，有时采用跳跃与切入。如陈奂生在车站生病、住招待所，作者没有按顺序交代，而是写他一觉醒来在招待所，然后通过补叙回忆交代前面的事。而且，高晓声小说的情节发展，常常奇峰突起，出人意外。陈奂生在车站生病，碰到吴书记，按一般的写法，以吴书记的关心、他的病愈而告终。而作者在这里却出人意外地写陈奂生在意外场合遇到的意外事，而对意外事又产生了意外的思想。作品安排了陈奂生的两个接触点：一是遇到了过去相识的吴书记，二是由县委书记这个接触点推到另一个接触点──住进了五元钱一天的招待所。这两个接触点表现了两个差距：农民与“官”的差距，农村贫困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差距。就在这两个出人意外的接触点中，陈奂生产生了意外思想。作品结尾所表现的这个意外思想一下子点活了人物，照亮了全篇，使人物脱颖而出，跃然纸上。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高晓声说：“联系──也许是文学创作中揭示人物本质的极好方法。”所以，他把“落后”的农村和“先进”的城市联系起来；把有翻身感的农民和有公仆的责任心的复出的领导干部联系起来；把农副业生产和自由市场联系起来，让一个刚刚填饱肚皮、刚刚站起来还没立稳、自尊而又自卑的“漏斗户主”上得城来，闹出大笑话。那么可笑，又那么深刻；那么值得庆幸，又那么令人慨叹；那么感到轻快，又那么觉得沉重。“陈奂生性格”在同新环境的冲突中进一步得到发展。记得巴尔扎克在哪里说过：“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的对比中”，可以“引出令人惊奇的效果”。细想起来，这实在是相当老辣的经验之谈。事物只有在特定的联系中才能产生对比作用，高晓声所说的“联系”“交换”，其实就是“对比”。艺术的“对比组合”，往往演出奇异的活剧；高晓声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值得人们注意和体味。
比起《“漏斗户”主》来，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里充分地施展了他造诣极深的艺术典型化的才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语言的妙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笔法，喜剧气氛的烘托，让人拍案叫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典型化情节的精选和性格化细节的妙用。高晓声真绝，他把陈奂生从乡下“联系”到城里，居然弄得一块钱的骨头困在五块钱的床上!这方面的功夫，明显地超过《“漏斗户”主》。
（阎钢《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
所谓“寓洋于土”的叙述方法，是指从内容看，高晓声的作品无论是写环境、写性格、写人物心理都是深刻的、丰厚的、多层次的，丝毫不亚于某些当代作品；但是，从其形式上看，他所采用的叙述方法，都是传统的，民族的，从古典小说那里借鉴来并经过他提高的方法。如《陈奂生上城》开篇一段：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这里，摘掉了“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的轻松愉快、充满希望也充满力量的心理，写得十分生动深刻。但这些心理活动并不是采用心理剖析等手法，而是采用传统小说的手法，通过动作（悠悠上城来，晃荡晃荡）、肖像（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描写以及景物烘托（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揭示出来的。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四、精神贫血的农民（颜敏）
高晓声（1928―1999）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先后发表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书外春秋》等，这个系列中的陈奂生形象深刻地概括出新中国三十年农民的命运，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艰难前行的身影及其心理变化的全过程。“陈奂生上城”固然透露了农村变革的必然趋势和陈奂生迈向新生活的信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描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陈奂生的真实的精神状态。
时代进入了新时期，农村因经济政策的调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陈奂生的生活日渐好转，“漏斗户主”的帽子不翼而飞，生活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无忧无虑，在麻木中沉睡的精神生命也开始复苏，他有了朦朦胧胧的自我表现的欲求，产生了自尊的需求，尤其有一种想讲话的欲望。可是，陈奂生感到苦恼的是，他有欲望而没有能力，“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也就是说，他患了“失语症”。这种症候显然与他这几十年贫困的物质生活有关。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惟一的乞求就是填饱自己及家人的肚子，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完全可以想像，在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的状况下，陈奂生哪里还有心思去关注与吃饭无关的事呢？久而久之，他的心灵麻木得蜷缩起来，生活的情趣也消失殆尽，自然懒得讲话也不会讲话了。
精神生命萌动后的陈奂生，感受到不会说话、没人听他说话的苦恼与自卑，为了表现自己，获得自尊，他甚至盼望遭遇一件奇遇，他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果然，他这次进城还真的遭遇了一件众人愿听的事：因偶感风寒而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虽然五元钱的花费使他心痛不已，但“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他感到了精神的满足。
不过，陈奂生的精神满足，并不是出于建立在自己个体生命基础上的真实欲求，而是一种“阿Q式”的虚幻的精神满足。从陈奂生在招待所的懊恼心态和报复行动可以得知：他确实能感知的自我欲求还是钱，他最关注的也还是单纯的生存环境；县委书记的汽车和高级房间的一夜享受，不但对他陈奂生的个人命运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也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儿真正的生命愉悦；他的“自豪”不过是因为事情的结果已经无法挽回之后的自我抚慰，是把客观上的受挫幻化为主观的满足罢了。同时，他由此获得的自尊也是虚妄的，因为他的自尊不是建立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人钦羡的目光中，这种世俗的钦羡实质上是传统宗法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残余。
从陈奂生向往精神生活到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过程表明，陈奂生缺乏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从根源上说，无疑是长期物质生活的贫困、主流意识形态的“镜像”意识以及传统文化的因袭所造成的；从结果上讲，则使陈奂生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而且他无从寻找精神的充实。如果我们把陈奂生与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精神状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思想文化意识的转变远远没有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大。如今看来，陈奂生式的精神贫血，依然是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