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
第7课大变革的时代
（彭志文主讲）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等情况；掌握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
通过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提高学生初步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能力。通过商鞅、李冰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提高学生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改革求发展、改革求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勇于投身改革的人，定会受到后世的崇敬。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的重点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各国的变法运动，是春秋战国以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的最集中反映，是反映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这一次变法运动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产生，是这一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大改革。变法运动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历史特征。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所以“商鞅变法”是本课的重点。
本课的难点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它是社会本质的变化。初中学生理解这一历史转变是较困难的。教材只交待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的交待，使学生感到很抽象，也不好理解。因此，这是本课的难点。
二、教法建议
1．教师可利用教材引言中的“立木为信”的故事，让学生阅读或讲述后，提出：“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后，教师可归纳为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变革的时代”。从此直接引入新课。
2．“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一目，可让学生利用教材“活动与探究”和自由阅读卡提供的材料，自己归纳整理。如有条件，制作教学软件，演示有关我国冶铁技术的发展过程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工具，以加深理解。
3．“著名的都江堰”一目，教师可制作都江堰的图片或教学软件，展示其防洪灌溉的原理。或者让学生根据教材叙述，画出都江堰防洪灌溉示意图。
4．“商鞅变法”一目是本课的重点。首先，教师要求学生用已学过的内容，思考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怎样？那时社会阶级关系有怎样的变化？到战国时期，各国为什么纷纷进行改革？要求学生结合教材内容，解决上述问题，由此正确理解变法的背景和目的。关于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教师讲述其改革措施时，应让学生逐项分析它的历史作用。可利用板书或教学软件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图示设计如下：
通过图示，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封建制度在秦国确立，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军队战斗力，使秦国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讲清商鞅变法的内容和历史作用，就是突破本课难点的一种主要手段。
5．讲完三个目的内容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分析变法运动与战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关系，从而找出战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原因。
三、学法指导
1．注意前后联系。学习本课时，应指导学生把“春秋战国的纷争”和“大变革的时代”两课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注意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过程中从量到质的变化。
2．从现象入手，抓住本质。各国变法的内容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是现象，但是只看到了现象还不能抓住本质。只有通过每一个具体措施或现象的分析，才能找出它的本质。例如学习“商鞅变法”的内容时，就必须思考：商鞅变法采取怎样的措施？它有利于哪个阶级？对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或军队的战斗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会产生怎样的作用？要指导学生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以便抓住商鞅变法的本质。
3．综合归纳。在学习三个子目的内容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商鞅变法”“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和“著名的都江堰”综合起来分析，才能深化对变法的历史背景、战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的理解。
4．人物评价。引导学生对商鞅、李冰等历史人物，应结合他们各自的活动和时代的需要，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在课堂活动和讨论时，要鼓励学生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与同学们一起讨论。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讨论，学生就会知道什么看法是对的，什么看法不对，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1．说一说，铁农具为什么能较快推广？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铁农具与石农具和青铜农具相比具有优越性；二是当时的冶铁工业已相当发达，能够生产大量铁器。
2．《史记》记载，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守旧的贵族诬告商鞅“谋反”，结果商鞅被处死。请大家议一议，商鞅变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一场变革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不在于实施变法的人的生与死，而在于变法的目的是否达到。守旧贵族的反对，商鞅被处死，说明了守旧势力的猖狂和统治者的昏庸。但商鞅虽死，变法还是获得了成功。因为经过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练一练
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阅读下列材料，请你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结合起来，谈谈这个考古发现说明什么问题？
它说明了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牛的生理特征和习性，为利用畜力进行生产创造了条件；也反映了当时牛耕已经普遍的史实。
参考资料
铁的冶炼和铁制工具的推广
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1972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鉞。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鉞身前部嵌铸以铁质的鉞刃，刃部经科学鉴定，证明为经过锻打的铁。这铁不是人工冶炼的，而是来自陨铁（陨星炸裂坠于地面的陨石中，有含铁质较多或是纯铁的叫陨铁），因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所以陨铁的使用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实际意义。
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前777——前7
66年在位）时代的诗《诗•秦风•驷驖》有“驷驖孔阜”之句，说驾车的四匹马，色黑如铁，特别肥硕。以铁形容马的颜色，说明铁已经使用并为人们所熟悉。那时候的铁是熟铁，通常叫“块炼铁”，是矿石在800～1000℃的条件下，由木炭还原得到的，出炉时是含有大量杂质的固体块。这种铁有几个缺点：一是炼完一炉后，不能从炉里流出，取出铁块时，炉膛要受到破坏，不能连续生产，生产效率低，产量小。二是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制造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三是含碳量很低，质地很软。由于上述缺点，这种铁不可能普遍应用。从目前出土的铁器看，至迟在春秋后期，我国已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生铁是在温度1150～1300℃的条件下冶炼出来的，出炉时呈液态，可以连续生产，可以浇铸成型，合碳量高，质地比较硬。这就使冶炼和成型效率以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所以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欧洲直到公元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比我国晚了1900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一件铁块，经科学分析，是白口生铁。这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生铁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铁实物。
铁制工具的推广，从文字记载看，《国语•齐语》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Chu，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是用来铸造生产工具的。可见，春秋中期齐国已使用了铁制农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记载：晋国用铁铸刑鼎，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当时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这个鼎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就不可能铸成功。可见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斨（qia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鎛（b6，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锸、铁铧、铜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课本（插图）上的《春秋铁器》为湖南长沙出土。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钢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58件铁农具，有犁铧、钁、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V”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岷江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解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300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量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垦辟。一些奴隶主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开始时却不用上税。与此同时，贵族还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以前公田属于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周王所有，周王有权处置所谓“天下”的全部土地。他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受封土地的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况开始改变了。还在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在抗拒周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到了春秋时代，一般的奴隶主贵族和一些国家的国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许多诸侯、卿、大夫，事实上已经把公田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周天子也不能任意侵犯。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卻（xi）至公然与周王室争田，双方各不相让，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最后取得晋侯的支持，王室才收回这块土地。大小奴隶主贵族，相互间为了一田一邑引起纠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
齐”。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子骨，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看到“公田”上茂草丛生，遮没道路，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堆在场头的没有碾打完毕。这种“公田不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归自己所用。奴隶身份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作”指奴隶在国有土地上的集体耕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隐藏力气，进展缓慢；“分地”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由于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出了力气，所以进展迅速。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商鞅早年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公叔痤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商鞅说：惠王问谁可为相，我推荐你，未被采纳。我先君后臣，已建议既不重用，当杀之，勿为别国所用。现在你应迅速逃走。商鞅说：“惠王既不按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能按您的意见杀掉我呢？”商鞅并未逃走。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来到秦国。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关下，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三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图画说明
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
这是根据1950～1955年在河南省辉县和山西长治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农具绘制的。图画下面排列的农具从左至右为锄、斧、铲、犁铧，上面排列的带柄农具是下面四种农具装上木柄的复原图。铁器的推广，便利砍伐树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战国时期牛耕图
这幅图也叫深耕细作示意图，选自《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战国时期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使用，为深耕细作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深耕就是要耕到有底墒（种庄稼以前土壤中已有的水分）的地方，这样才能做到既可消灭杂草，又能防治害虫，从而达到连年丰收的目的。战国时期牛耕图，反映这时期的农业耕作技术已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李冰石像
李冰石像出土于四川都江堰市都江堰河床面以下4．5米深的卵石层中。这是一座大型石雕像，身高2．9米，肩宽0．96米，用灰白色砂岩琢成。重约四吨，保存完好。石像头戴高冠，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双脚前部露出衣外。石像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整个石像造型粗壮稳重，雕刻朴实，线条简洁有力。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题记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衣襟中间），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在左袖上）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右袖上）。“珍”通“镇”，“珍水”释作“镇水”。题记表明，这是东汉后期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中的一个，是过去蜀守李冰的石像
，为的是用以镇水，测量水位。它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农业的发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牛尊
1923年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战国墓出土。尊高33．7厘米，全长58．7厘米，牛鼻穿有鼻环。从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已装有鼻环。《庄子•秋水篇》说：“落马首，穿牛鼻。”说明牛不好驾驭，才发明了穿牛鼻的技术。《吕氏春秋•重已篇》记载：“疾引牛尾，尾绝力颤，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棬（quan，木环），而牛恣所以之，顺也。”这段记载和装有鼻环的战国牛尊的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牵牛鼻子以役使耕作的方法了。
